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被遗忘的较量:人类第一批原子弹的的诞生背后> 作者:阎京生/刘怡【完结】 作者简介： 阎京生、刘怡：多年来致力于梳理古今战争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因素，尤其是战争与人的关系，以丰富的资料性与生动幽默的笔法见长。二人出版的《战争史研究》杂志书系列，七年以来一直受到军事迷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其编撰的思维跳出了传统的军事杂志的范畴，立足点高，涉猎面广，被誉为“民间第一军事杂志”、“论文级的军事杂志”。 《被遗忘的较量》相关资料 内容简介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华沙起义者通过63天的奋战反抗纳粹占领军；二战中纳粹德国与中立国的黄金问题揭开了极端复杂的纳粹黄金之谜；日本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军事改革最后走上了现代化工业之路；人类第一批原子弹的的诞生背后隐匿了多少残酷的博弈…… 《被遗忘的较量》相关资料 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 国内军迷哪个不知《战争史研究》？ 哪个不晓《战研》两位主编阎京生、刘怡大名？ 民间第一军事杂志《战争史研究》七年倾力之作，军史发烧友必读 《被遗忘的较量》相关资料 《战争史研究》丛书简介 《战争史研究》丛书简介： 七年前，几个军事迷创办了《战争史研究》，七年后，它已经成为最权威、最有深度的民间军事杂志。它不光拥有一群忠实的读者，而且还成为中国时政、军事评论界人士最为推崇的必备工具书。 与其他各种军事类杂志不同，《战争史研究》培养出的并不是唯武器论的军迷，它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而且是一条其他军事杂志无法模仿的道路。它的重点在“史”，态度是“研究”的——理性而不迂腐，冷静而不失激情，丰富的资料性，兼之以生动幽默的文笔，使之成为民间第一军事杂志。 在《战争史研究》里，你可以看到波兰是怎么一次又一次的被瓜分，重建，再被瓜分，再重建，是怎么一次次用无数人的牺牲铺出了现在能存于世界之上道路； 你可以看到一个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刺杀了奥匈皇储费迪南大公和夫人，不仅破坏了这个冲破重重家庭阻力才建立起来的家庭，更成为了几乎大半个世界几千万人死于非命的一战的导火索； 你可以看到蒙古这个我们身边的小国怎么在一次权力斗争的政治大清洗中就丧失自己将近1/8的人口； 你可以看到“巴尔干火药桶”之称的南斯拉夫是怎样不断在战争、屠杀、种族灭绝的腥风血雨中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 你可以看到“崖山之后，已无中国”，宋朝汉人两次亡国的痛苦； 甚至侵略者日本的侵略史也是在无数“和平派”官员的努力和下层军官们那沾满血的刀口下越走越远的历史。 不胜枚举。 《战争史研究》可以说是给予了战争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社会思想，是军事、政治、社会、历史的最好综合体，理性分析与客观纪实并重，视野开阔。 此次，《战争史研究》首次出版图书，不光将七年的精华尽数收集，而且加入了新的史料和图片，每册均附有一百多幅照片 《被遗忘的较量》相关资料 评论 网络热捧: 我最愿意向人推荐的书，在我看来《战争史研究》是一本以政论家／时评家身份混饭吃或行走江湖的人应当必备的工具书—— 魔鬼教官（《凤凰周刊》副主编黄章晋） 话说本人平日最爱看的杂志是《战争史研究》，从上大学以来几乎是期期必买，一直坚持到现在。《战争史研究》被誉为“论文级的军事杂志”，很多文章都是翻译自国外军事史文献，不仅内容翔实丰富，文字亦优美可读，完全达到了翻译文献所要求的“信、达、雅”—— 信号浪涌保护器 喜欢历史、喜欢军事、喜欢战争背后的大国博弈—— 战国春秋 历史看多了，对当今的很多事情看的更透彻了！就是老婆也是总说看着东西有什么用—— APACHEHST 文章有深度，而且从近代战争开始，不光是说战争了，更多的还有国家的发展和历史，有些史料是第一次看到，所以很喜欢—— leven 因为战争史是可以从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来获得资料，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研究的—— NCC1701E 我喜欢红烧排骨，糖醋里脊以及很多的美食，那是给鼻子、嘴巴和胃享受的。 我喜欢战研以及不多的杂志，是给眼睛和大脑享受的—— kyoukini 从小就喜欢历史，再加上是个军迷，喜欢战争史就是顺理成章了—— cabrio 战研的过刊太抢手了，昨晚在孔夫子上还看见有人刚挂了一批，十元一本的杂志都翻了三四倍卖，今晚再一看，已被定了大半—— ttqqmm 《被遗忘的较量》相关资料 序（1） 陆军与海军之互相作战，与昔时无异，不过其战斗人数、战争工具较昔时愈强而已。至于其后方国民各挟全力，作军事后盾而予以援助，则为大战所独有，而昔日之所无—— 鲁登道夫 战争与人—— 《战争史研究丛书》序 对战争事务稍有了解的人，都背得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金句：“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倘若我们对照德文原著，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克劳塞维茨的本意是，战争是政治交往“混合以另一种手段”（mitEinmischungandererMittel）的继续。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旨：其一，战争这种存在与政治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其二，战争还包含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另一种手段”，它神秘莫测，深入人性的最底层，难于诉诸言说。 无人能确定人类第一场战争发端于何时。它早于农耕文明，早于部落社会，甚至早于“战争”这个概念本身。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西方传统中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和第一部政治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关于战争问题的，而中国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中也有“兵家”一门。不朽的希腊人修昔底德还着重指出，战争是一种如此巨大的运动——一种力量和财富的顶峰在其中渐趋消耗殆尽的运动，它的对立面“和平”则是一种静止。 我们应当这样理解这种运动：当一场战争开始后，所有日常生活的规则、范畴、组织和秩序都会退场，由战争本身来充当至高无上的立法者。最惊人的勇气、最可贵的忠诚、最残忍的暴虐、最廉价的牺牲，都会在其中一一展现，并一次次地超越自身。当我们简单地把人视作理性的支配物、视作“文明”的代表者时，战争以最怪异的方式提醒道：还存在着差异如此之大的“另一种手段”，并且不受控制。也正是在这种不受控制的非常态中，我们重新获得对人之可能性的认识，并将其应用到作为“常态”的和平状态中。无怪乎托尔斯泰要以这样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他最伟大作品的标题——《战争与和平》。 《被遗忘的较量》相关资料 序（2） 与这种“可能”相对，我们也从战争中看到了人之“不可能”。精明的战略算计往往为突发的偶然状况所破坏，未来失败的阴影时时隐匿于当下胜利的荣耀中。“祸患积于忽微，智勇困于所溺”；而人们依旧不肯放弃驾驭它的努力。战争如同最宏大的希腊悲剧，在最激烈的碰撞中展现命运之无常，人之伟大与渺小。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暴力-激情、不确定性-偶然性（“摩擦”）、政治目的-理性规划乃是三位一体的，它们共同构成战争之神的全貌。此时之人则有如亲见耶稣的罗马百夫长，于敬畏中油然叹出：“我亦是权下之人。” 战争是这样一种“可能”与“不可能”的混合体，以至于我们不可能脱离它来理解人类生活的整体。相反，只有对战争事务进行广泛的研读，才能获致关于人类生活的完整知识。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从第一期《战争史研究》面世到现在，已然七年矣。七年前，国内民间军事刊物的开创人陈朴先生为战研厘定了办刊主旨与题材特色，即以历史眼光与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在关涉技术、战史、人物、战略等战争问题诸层次文章的撰述中，增进读者对军事和历史研究的兴趣，尤其要杜绝简单化、片面化的“唯军事论”、“唯武器论”思维。有赖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海量新资讯的流通，特别是海内外民间军事爱好者依托电子社区展开的广泛交流讨论，《战争史研究》在赢得一批忠实读者的同时，自身的办刊质量也不断地再上台阶，跻身于国内有影响力的军事历史类书刊之列。 虑及战争研究在西方史学界尤其是欧洲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战争史研究》也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到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冲突历史上。针对中国读者兴趣浓厚的近代中日关系及日本海军发展史，战研推出了“明治以来的日本与日本海军”系列连载，详尽地叙述旧日本海军的装备、战略、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及兴衰演化的全过程，反响热烈。而由战研首创的“近世的小国与战争”专题文章，围绕近两个世纪以来冲突多发的敏感国家与地区（如南斯拉夫、伊朗、以色列等），从军事视角检视这些地区的历史变迁，纵论与之相关的内政、外交、经济、民族、宗教等诸种要素，在增进读者阅读趣味、开阔历史眼界的同时，也使人推古及今，获致“穷存亡之际，通兴衰之变”的功效。 《被遗忘的较量》相关资料 序（3） 《战争史研究丛书》，精选《战争史研究》创刊七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及专题，依内容的不同编为七卷：三种小国战争专题及《塞尔维亚的轮回》是战研“近世的小国与战争”系列文章的精选，从巴尔干、波斯湾讲到东北亚、南美洲，其中“近世的泰国与战争”、“近世的海地与战争”等章节为国内首次刊载。《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们》是近世欧洲几位传奇军人的传记，国内读者耳熟但未必能详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等均列入其中。《被遗忘的较量》属于“历史群像”系列，对纳粹黄金、原子弹发明、1944年华沙起义等军事史上极富传奇性但又疑窦重重的事件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武神与将军》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的“二战”时期德国内部抵抗运动史。阅读过这一百余万字的选文后，相信读者会对历史上的战争有一番全新的观感。 就我个人而言，《战争史研究》远不仅是一份刊物，更是一种感情。在它初生之时，我是它的读者，如同许多热心国防问题、贪婪地找寻一切相关书籍来阅读的年轻人一样，翘首期待着每一期杂志。也因为它在高三的艰难岁月中带来的慰藉，我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国际政治系，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对战争事务的关注。嗣后蒙前辈章骞先生引荐，得以拜会阎京生兄，开始为战研撰文，最初为撰稿人之一，而后为主笔、副主编。四五年间，参与了全部三十余册刊物中超过半数的编撰工作，得偿夙心往志。放翁云，纸上得来终觉浅，年轻时经历过从爱者到任事者的渐变，体味过数年焚膏继晷撰稿的艰辛，感慨过历史缪斯克利俄（Clio）质朴而庄严的魅力，对世事与人生自会有不寻常的观感。 我们生活在广义的和平时代。上一次世界大战已是六十余年前的旧闻，发达的传媒则将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日常发生的一切包装为可资猎奇的肥皂剧。似乎和平本属天经地义，战争倒是不多见的病态。然而我们终究无法否认，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是经由流血的独立造就的，同样由战争塑造的还有现存的国界及版图。在人类标榜“科学”与“理性”的时代来临后，战争的残酷性反而显得愈加突出，造成的破坏也更为恐怖。而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最近六年国际军火贸易总额却仍在直线上升。人类陆续征服过天花、结核病与脊髓灰质炎，但在可见的岁月里，我们仍必须适应在一个时时有战争的世界上生存——这便是阅读与思考战争的起因。 我不敢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小书足以使人“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2）。它仅仅是一种助产术，旨在唤起关于正见的思索，以便让人更好地面对生活，面对作为持剑武士与和平召唤者双重角色的人类自身。在此，我愿以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在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中的结语为本序作结： “如果说对日战争的胜利除却变更了国际均势外还有些别的内涵的话，那便是始自希腊的永恒价值与恒常道德的复归。这些信条常遭折损，当人们为生存拼杀时，往往对其视而不见。但人类终将复归于斯，且诚然复归于斯，以期安享造物主之伟大馈赠——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之权。” 刘怡 2010年春于西坝河 《被遗忘的较量》相关资料 目录 目录 P1波兰永不灭亡 p2序曲：“波兰已经灭亡！” p9第一天：8月1日 p17第五天：黑色星期五 p26第十一天：“一颗子弹换一个鬼子！” p30第十二至第三十一天：老城血战 p41第三十一天至第六十天：“华沙正望眼欲穿” p50第六十三天：10月3日上午8点整 P61纳粹黄金 p62纳粹黄金，就像一道划过天空的闪电，带给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感 p66“安全港计划”及美国情报官员与纳粹的勾结 p72鲍曼的“火场计划” p76寻找纳粹藏金 p79瑞典与纳粹黄金 p82西班牙、葡萄牙与纳粹黄金 p88土耳其、阿根廷与纳粹黄金 p94瑞士与纳粹黄金 p98纳粹赔款的分配 p100阿根廷的第三帝国神话 p103天皇的黄金宝藏 p108纳粹黄金与美国 p113结语 波兰永不灭亡 1944年华沙起义 波兰永不灭亡 序曲：“波兰已经灭亡！”（1） 序曲：“波兰已经灭亡！” 1939年10月4日，在乌亚兹多夫林阴道的尽头，趾高气扬的希特勒检阅了穿越华沙市区的德军部队。此时距纳粹入侵这个中欧国家刚刚过去一个月。 1939年9月1日，以航空兵为后盾的德军装甲部队向全世界展示了名为“闪电战”的可怕战争新模式。15天之后，德军即已兵临华沙城下。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要求苏联，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相关规定快动手。但是，苏联想以“保护西乌克兰人和西白俄罗斯人免受德国威胁”为借口出兵，这个主意德国自然是不喜欢的。不过，最后苏联还是以这个借口出兵侵占了波兰的东部地区。用莫洛托夫的话来说，苏德两国军队这么砰然一击，波兰这个“凡尔赛条约的丑陋产物”就化为乌有了。 瓜分完毕后，希特勒立即发布命令：将德国占领的波莫瑞、大波兰、西里西亚三省以及罗兹、克拉科夫两省的一部分组成“德意志人省”，直接并入德国版图；其余地区组成一个“波兰被占领区总督管辖区”（简称总督区），下辖克拉科夫、华沙、卢布林、拉多姆四个行政区。他甚至下令将在华沙举行阅兵仪式的林荫道更名为“胜利大街”：“务必使那些可怜的（波兰）人铭记我们的胜利！” 可怜的波兰人当然无须铭记这种耻辱性的“胜利”。在历史上，这个国家曾经三次被瓜分，加上这次已经是第四次。而每次亡国之后，各阶层中的精英人物总会竭尽全力准备秘密起义，以至于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历史循环。就在希特勒兴高采烈地检阅部队之时，波兰国家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农民党和社会党的代表就已经聚齐于华沙波兰储备银行的金库里，讨论起了开展抵抗运动的工作（由于苏德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波兰工人党拒绝参加此次会议）。同月，弗拉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在巴黎建立了波兰流亡政府，后迁移至伦敦。流亡政府包含了参加华沙抵抗运动会议的四大政党代表（国家民主党更名为波兰国民党，基督教民主党更名为波兰劳动党），统一指挥着波兰国内蓬勃发展的地下力量。 波兰永不灭亡 序曲：“波兰已经灭亡！”（2） 德国人大概以为波兰真的灭亡了。他们开始毫不留情地榨干波兰的经济，同时剥夺波兰人的人身权利，完全把他们当作劣等种族看待。1940年，冷酷的纳粹律师汉斯·弗兰克博士当上了波兰总督区长官，便开始残酷地处死异端分子和任何稍有“不轨”迹象的普通市民。他有一句名言：“如果处死7个波兰人就张贴一张告示的话，恐怕砍光全波兰的森林都造不出那么多纸。”命运最为悲惨的是占战前华沙人口（135万）三分之一以上的犹太人。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驱赶到集中营，然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1943年，由于对被悄悄灭绝的命运极为愤怒，华沙犹太人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但在装备精良的党卫军镇压下，占市区1/20面积的犹太人居住区被彻底毁灭，成为一片焦土。短短三个星期内，13000名犹太人被害，30万幸存者全部被送往集中营。 不过，德国人的“种族纯净”政策也带来了一点意外的好处：出于清洗“政治上不可靠分子”的目的，几百万波兰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被驱逐出已经并入德国的省份，悉数塞进了华沙这个“多少年来收容不可靠分子的垃圾场”（汉斯·弗兰克语）。这样一来，战时华沙的人口居然一直维持在100万以上的水平（不含50万犹太人）。 从1940年年初开始，袭击德国官员和其他德国人的事件就频繁发生。一开始这还是偶尔发生，但到1942年东线战局逐渐逆转之后，以推翻德国统治为目的的抵抗运动终于发展为组织严密的抗暴斗争。1942年2月，根据西科尔斯基将军的命令，潜伏在波兰国内的抵抗组织组建了忠于伦敦流亡政府的武装力量——“国内军”。它的前身是20世纪30年代波兰为预防苏联入侵而建立的地下抵抗组织网。“国内军”在作战上不受盟军指挥，而直接听命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为指导德占区的地下运动，设在伦敦的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和波兰流亡政府外交部承担起了“国内军”的训练任务。他们在暗夜投下武器弹药和通讯器材，还派出特工人员潜入华沙。到1944年春，“国内军”的各种组织已经发展到25?35万人。 与波兰国内抵抗运动的风起云涌相比，此时的苏联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虽然斯大林早在1941年就与波兰流亡政府签署了“友好互助宣言”，但1943年4月，当4500名波兰军官在卡廷森林里“失踪”的真相被揭露之后，苏联政府开始拒绝承认伦敦流亡政府。显然，他们另有打算。果然，在同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无视流亡伦敦的波兰政权，要求英美承认1939年根据苏德条约割占到的波兰领土，波兰的损失则靠日后割取德国领土来弥补。由于丘吉尔希望斯大林尽快恢复与流亡政府的关系，当即同意了这一建议。罗斯福也表示默许。这样一来，伦敦的波兰政府就被推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波兰永不灭亡 序曲：“波兰已经灭亡！”（3） 1943年7月4日，西科尔斯基将军在一次可疑的空难中死亡，农民党领袖米科拉伊奇克接任流亡政府总理。他一上任就飞往华盛顿寻求支持。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月前还主张波兰政府应该与苏联合作的罗斯福却告诉他，“拖延任何有关边界的解决方案”。国务卿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向波兰人解释，在不久的将来，华盛顿的政策将发生变化，“届时可以强有力且富有成效地支持波兰”。大受鼓舞的米科拉伊奇克立即拒绝了苏联方面的一切谈判请求，转而顽固地坚持恢复1921年的苏波边境线。由于之前斯大林提到了希望组建一个包含多方势力的新波兰政府的建议，米科拉伊奇克还通过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武装力量司令部作战处，向华沙城里的波兰“国内军”发出警告：斯大林可能正在组织一个傀儡的波兰政权，必须尽快夺取波兰沦陷区的政权，告诉世人“独立的波兰共和国已经存在”。 1943年，德国的东线战局正在恶化，但还远远没有到土崩瓦解的地步。大量德军部队正毫发无损地从苏联战场撤回来，试图把波兰变成下一个战场。华沙的抵抗组织领导人表示：在中心城市冒冒失失地发动武装起义是危险的；不过，在德军已经遭到惨败的地区，进行局部游击战是可行的。从1943年2月起，他们开始筹划代号“暴风行动”的武装起义计划。即使由于叛徒告密，“国内军”总司令格罗特-罗韦茨基将军在1943年6月30日被党卫军保安处逮捕，“暴风”行动仍如期展开了。 1943年12月，波兰“国内军”接到了流亡政府武装力量总司令索斯科夫斯基将军关于全面发动武装起义的命令。1944年2月18日，在伦敦新任“国内军”总司令的科莫罗夫斯基少将（化名“博尔”，意即森林，下文即将科莫罗夫斯基统一称作“博尔将军”）再度确认了这一命令。他旋即前往华沙，指导起义的准备工作。 波兰“国内军”的“暴风行动”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整体计划。由于没有西方盟军直接出兵波兰的可能，“国内军”只好铤而走险，把希望寄托在苏联人对德军的打击力度上。根据东线苏军的进度，起义将从东到西逐步展开：首先，“国内军”在利沃夫和维尔纽斯之间点燃战火（维尔纽斯-利沃夫一线是流亡政府所能接受的未来苏波边境的最后底线），随后蔓延到比亚韦斯托克、卢布林和华沙。起义军不仅要阻挡德军的撤退，而且要维持好当地治安，以便流亡政府在苏军到来之前就宣布恢复对大城市的控制。至于起义依靠的基干力量，“国内军”已经拥有了87000名以上的战斗人员和9000人左右的正规武装，加上后勤和辅助人员，总人数高达35万。 波兰永不灭亡 序曲：“波兰已经灭亡！”（4） 对波兰人的这些打算，斯大林当然想得到。 1944年1月4日，苏联红军第一乌克兰方面军越过了1939年以前的波苏边境线，进入了波兰境内。他们后面跟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小分队，到处搜捕公开露面的“国内军”领导人，解除游击队的武装，一些波兰抵抗战士被以种种借口关押杀害。1月15日，伦敦流亡政府向盟军总司令部呈递备忘录，要求苏联尊重波兰的领土和主权。但斯大林置若罔闻，因为他手里已经有了新的政治资本。就在当年1月1日，同样是在战线后面的华沙，苏联支持下的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和其他几个政治团体秘密成立了一个“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波列斯瓦夫·贝鲁特为主席。贝鲁特随即宣布，不承认伦敦流亡政府的政治基础——1935年波兰宪法，而要以三权分立的1921年宪法为基础来组织政府，并且成立新的人代会作为“新波兰”的最高权力机构。人代会宣布伦敦的流亡政府无权代表波兰人民，并且组建了“波兰人民军”。由于苏联的大力支持，尽管人民军的力量还不到“国内军”的1/10，但对峙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 1944年7月22日，全国人代会颁布法令，宣布成立行使临时政府职权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日，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赫尔姆发表《告波兰人民书》，自称波兰已解放地区的最高行政机关，并宣布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为“非法政权”。8月1日，民族解放委员会迁往刚刚由苏军解放的卢布林，并宣布以此为“新波兰”的临时首都。 伦敦的流亡政府得知消息后万分焦急。根据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成员泄露出来的苏联计划，苏军将在8月上旬进攻华沙，并期望华沙城内举行起义。但是，苏方希望起义由地下的“人民军”来领导，这样就能使起义和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届时，由贝林格将军指挥的波兰人民军正规部队将进入华沙，并把这个城市的行政权移交给民族解放委员会。然后，这个委员会将把“首都”从卢布林迁往华沙，从而确立“新波兰”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米科拉伊奇克急忙询问他在国内的代理人尤戈夫斯基，立即发动起义是否可行。尤戈夫斯基询问了“国内军”华沙区总指挥赫鲁斯捷尔少将化名（“蒙特”），后者是一名激进的爱国分子。他表示，只有迅速取得对大城市的控制，才能避免它们落入苏军手中，所以“管不了那么多了”，马上就动手！ 波兰永不灭亡 序曲：“波兰已经灭亡！”（5） 在庞大的“暴风”计划中，华沙本不是最重要的暴动中心。“国内军”的指挥官甚至不打算在大城市里展开巷战，因为那会导致德军野蛮的报复行动、造成无谓的伤亡。他们最经济的选择是埋伏于自东向西的交通要道，把主力放在华沙周围的广大乡村，以骚扰途经这条路线撤退的德军。至于市内则只保留少数保安部队，以在德军撤出后维持治安。但随着战局的变化，首都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意义，成了“国内军”抗衡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重要砝码。显然，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处于东西夹击下的德国已经面临崩溃，而要推翻第三帝国对波兰总督区的统治，华沙首当其冲。这样，由于伦敦方面的坚持和赫鲁斯捷尔等人的错觉，“暴风”行动的中心就变成了华沙。 德军在华沙的虚弱力量，也让波兰人产生了很多幻想。即使是在统治班子最庞大的时期，华沙大区政府也只有55名德国官员和283名男性职员，警察和行政当局的人数都少得不可思议。最夸张的时候，管理这个百万人口城市的德国官员总数不超过240人。此外，党卫军和国防军驻防华沙的部队大约有23000多人。1944年7月下旬，当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崩溃，数十万军队开始向西撤退，维斯瓦河几座桥梁上挤满了装满德国军人和平民的车辆时，大部分波兰人都相信德军已经被击溃，距离德国彻底失败可能仅剩数月，甚至数周时间了。当他们得知盟国已经成功地在西方登陆后（多年来德国宣传机构一直声称这种登陆是不可能的）这一信念就更加坚定了。 7月23日，华沙的危机达到了顶峰。有消息说，此前已经越过总督区边界的苏联军队正在不停地进攻卢布林省，他们的坦克已拿下普瓦维，正在向华沙挺进！从24日开始，德军的主力作战部队已经陆续撤出华沙，仅留下2000多名通信官兵和第9军的一些辅助部队。普通德国人已经捆好行李准备上路，甚至连华沙区总督、冲锋队中将菲舍尔博士也溜之大吉了。7月25日，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下令：准备发动起义！ 但7月26日，菲舍尔突然又溜回了华沙。随后，党卫军和保安警察第22团和第17团也开进了城。显然，德国人又不打算放弃华沙了。 波兰永不灭亡 序曲：“波兰已经灭亡！”（6） 原来，7月21日，希特勒已经委任“闪击英雄”海因茨·古德里安上将为陆军总参谋长，全权负责东线战事。古德里安认为，波兰是苏德之间最后的壁垒，而华沙就是控制这一壁垒的要津。为巩固整个东方战线起见，德军不仅不应放弃华沙，而且还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加强华沙的防御。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德军从意大利战线调来了精锐的“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一部，以及武装党卫军第5“维京”装甲师。7月27日，施泰尔空军中将被委任为华沙地区德国军事代表。 另一方面，苏军的攻势并未受到德军增兵的影响。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部队已经在华沙以南100公里的地方渡过维斯瓦河，建立了坚固的桥头堡。坦克部队的前卫甚至推进到了距华沙只有16公里的沃洛明。 当俄国坦克真正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时，此前一直对苏联人的实力持怀疑态度的博尔将军变得既紧张又兴奋。兴奋的是，华沙正面的苏军给德国人造成了巨大压力，正好方便他在战线后方组织起义；紧张的是，一旦苏联人抢先发起攻击、占领华沙，流亡政府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将丧失一个争取国际支持的最佳机会（特别是在民族解放委员会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他该何去何从？正当此时，一个出人意料的信号从战线后面传了过来。 7月29日，设于莫斯科、专门负责对波兰广播的“柯希丘什科电台”突然以波兰语发布了一则通告：“一贯拒不投降、与德军周旋到底的华沙城里的朋友们，行动的时刻到了！在街头与敌人奋战吧，在工厂与敌人奋战吧，在商店和住宅与敌人奋战吧！你们的斗争将保卫国家和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促成最后解放的到来。”既然连苏联人都发出了呼吁，那么起义显然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最富戏剧性的是，柯希丘什科是1794年波兰民族起义的领袖，而当时把这场起义镇压下去的，正是沙皇俄国的军队。 华沙城里的“国内军”部队此时已经聚齐了所能搜罗到的全部轻重火力：1000支步枪、1700支手枪、300挺轻机枪、60支冲锋枪、7挺重机枪、35门反坦克枪炮和25000颗手榴弹。7月31日下午5点45分，尤戈夫斯基、博尔将军和赫鲁斯捷尔将军在位于华沙近郊的总指挥部下达了武装起义的最后决定，行动时间定为24小时后的8月1日下午5点整。 波兰永不灭亡 第一天：8月1日（1） 第一天：8月1日 坐落在维斯瓦河畔的华沙是横贯在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最大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1596年，波兰-瑞典国王西格蒙特·瓦萨三世将皇室和中央政府由克拉科夫迁至华沙，华沙开始成为波兰王国的首都。在1655-1657年瑞典战争期间，华沙遭到严重破坏，以后又屡遭强国入侵和瓜分。1918年波兰复国后，华沙再次被定为首都。 华沙市区位于维斯瓦河西岸，周围环绕着红砖砌成的13世纪内墙和14世纪外墙。素称“波兰民族文化纪念碑”的旧皇宫、美丽的巴罗克式建筑克拉辛斯基宫、华沙城的象征——青铜美人鱼像，都位于市区北部的老城一带。维斯瓦河东岸的普拉赫则是新兴的工业区，与西岸以数座桥梁连。流经市区的维斯瓦河多数河段只有310到360米宽，但穿过整座城市后，河面宽度一下子扩大到800米。 在德国人占领的几年里，华沙大体上还保持着原貌，只是德国人在其中建成了两个“德国区”：一处为“政府街区”，以阿道夫·希特勒广场（原毕苏斯基广场）为中心，包括了华沙老城、布吕赫宫（原波兰外交部）、军事代表处大楼、总司令部、驻扎着军事机关的欧罗巴饭店，以及开设有酒吧、餐馆、电影院的“德国人之家”；另一处则称为“警察街区”，位于华沙最优美、最高雅的地段，以布里斯托尔饭店为中心，主要包括胜利大街和警察街，以及美景宫（贝尔维德宫）、瓦曾基宫。还有一些独立的机关——如发电厂、自来水站和邮局。因为它们占地过于臃肿，不能布置在大街区里，德国人同样也在它们周边安插了零星的警察分局。 从纳粹踏上波兰领土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把波兰人看成破坏分子，并对其严加防范。自1943年春天起，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间谍就开始渗透到“国内军”的外围组织中，并取得了捕获罗韦茨基将军这样的“大捷”。令人惊讶的是，接替罗韦茨基的博尔依旧保持着前任粗枝大叶的风格，以至于当他在7月23日发布“全体部队自7月25日凌晨1时起进入戒备状态”的命令后，德国人的间谍立刻把情报送到了华沙城防司令罗尔少将的手里。甚至连“国内军”指挥者的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德国人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波兰永不灭亡 第一天：8月1日（2） 由于“国内军”放心大胆的保密措施，加上杂乱无章的通信联络，起义并未在8月1日下午准点开始，而是在四五天前就陆陆续续地展开了。在起义日，各个街区的部队依然没有统一行动，而是东一枪、西一枪地先后开火，有些部队甚至到下午4点（即起义正式开始前1小时）才接到命令。 8月1日这一天，华沙城里起初一切正常。居民依然按时到机关上班或抵达生产岗位，整个城市表面上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中午时分，设在西郊沃拉区一间工厂里的“国内军”总司令部突然遭到了炮火的猛烈袭击。德军抢先动手破坏了“国内军”的指挥中心！千钧一发之际，博尔将军带着幕僚们从着火的窗子里跳出，才幸免于难。但在一片混乱中，司令部方面用于与伦敦流亡政府联络的两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却因为损坏了重要部件，一时无法使用。司令官只好带着他的幕僚撤向老城，寻找备用指挥所。一路上，他不时攀登到屋顶，像中世纪的王子一般俯瞰“国内军”各部的动向，勉强掌握起义的进度。 15时，第一次有报告说市内出现一些骚乱。枪声从若利博什区传来，尽管德国当局没有发布任何号令，但大部分商店立刻关门停业。16时50分，沃拉区、莫科托夫区和拿破仑广场附近的许多街道都响起了枪声。到行动正式开始的17时，枪声已经遍及城里的各个街区。华沙起义开始了。 向华沙德国机关的进攻是按照赫鲁斯捷尔少将制订的统一计划进行的，目的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抢占所有德国机关、兵营和其他防御地带，并把主要打击目标放在政府街区以及与波兰人不共戴天的安全警察局和党卫军保安处。在迫击炮进行掩护射击后，“国内军”战士纷纷从地下室、窗口以及建筑物废墟的阴影中冒了出来，用小口径火器和手榴弹发起了攻击。 政府街区住着华沙区军事代表施泰尔中将、总督菲舍尔博士和城防司令罗尔少将。波兰狙击手躲在剧院广场和柯尼奇大街的楼房和废墟里，对着布吕赫宫不断射击，使德军遭受了很大的伤亡。不过，由于德军事先预料到会遭到进攻，守军随即构筑了环形防御阵地并开始自卫。军事代表处大楼前也堆起了混凝土掩体，其他大型建筑物的门口同样构筑起了隐蔽的阵地。德国人用钢板堵住建筑物正面的窗口，在上面凿出射击孔向外射击。对缺乏重武器的波兰人来说，这种防御还是很有效的。“国内军”对萨斯基公园周边和布吕赫宫一带的直接攻击终于被德军猛烈的炮火反击所粉碎。波兰人只好在外侧建立一道松散的环形防线，将德国人围困其中。 波兰永不灭亡 第一天：8月1日（3） 1944年8月，尽管不断遭受战火的洗礼，维斯瓦河上仍有1座铁路桥和3座公路桥安然屹立着。为抢占交通要道，打开新老城之间的通路，“国内军”专门派一个营从旧皇宫废墟出发，企图以奇袭方式夺取卡尔别济亚桥。同时，从东岸的普拉赫前进的另一个营也从另一端进攻波尼亚托夫斯基桥，以确保万无一失。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三天前，德军把第654工兵营的2个连（约150人）布署到了这一地区，并在4座桥上安装了炸药。虽然守卫卡尔别济亚桥的只有28名德国工兵，但他们把防御阵地设在桥身后的一座水塔上，拥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守卫波尼亚托夫斯基桥的德国人凭借着桥头的1门88毫米高炮，打退了波兰人的3次进攻，损失惨重的波兰人只好撤退。 波兰人同样也派出了一个不满员的营去攻打中央桥，但由于装备太差，最终被击退了。没有拿下3座公路桥，进攻甲别姆桥（铁路桥）的计划也只好搁浅。结果，攻击老城要塞监狱的部队遭到来自铁路桥方向的德军的炮火袭击而节节败退。 一连串的失败过后，维斯瓦河上的4座桥梁仍然牢牢掌控在德军手中。虽然“国内军”的主力都在老城，但由于德军支配着一直延伸到阿道夫·希特勒广场的整个长条形地带，所以波兰军队的机动空间十分有限。一旦市区的各个街区被分割包围，他们将无路可退。 显然，赫鲁斯捷尔的作战预案出现了重大失误。 起义爆发当天，华沙城里的“国内军”官兵总数在38000人左右，其中包括4000名妇女，而且大部分是临时单位和辅助部队。由于协调不畅，第一天动员起来的部队不超过25000人，其中装备良好、已经完成战斗准备的只有10%，其余的则凌乱地装备着猎枪、运动手枪、燃烧瓶、刀和短剑等原始武器，甚至还有许多市民手持石块和木棍，站在街垒后面。在兵力如此有限、战斗力又极为低下的情况下，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少将居然无视集中兵力攻击要害之敌的基本战术原则，而是把本来就少的兵力分散到了多个目标，造成无谓的损失。特别是为了攻占作为华沙象征的市中心历史建筑群，“国内军”动用了最精锐的“华沙”师（近10000人），结果白白牺牲了大量士兵，却没有取得任何值得称道的战果。 波兰永不灭亡 第一天：8月1日（4） 相反，“国内军”对次要地带的突击却取得了一定战果。由于各区的起义都是突然开始的，一些防御阵地里的德军没有接到司令部发来的提高警惕的命令，所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黄昏时分，“国内军”占领了位于斯韦沃达路的德军大型仓库，获得一批粮食和淡水，同时顺便缴获了不少党卫军的迷彩服。从那以后，“国内军”就身着这些制服，与街垒对面身穿同样制服的敌人苦战。为方便战场上敌我识别，波兰人在手臂上佩戴着红白两色（波兰国旗的颜色）的臂章。 8月1日20时15分，德方的施泰尔中将和菲舍尔总督经过商议，开始通过市内无线电广播（德、波两种语言）向居民们宣布：“华沙从今天起进入军事状态。如果街上出现老百姓，我们将向他们开枪射击。任何向德国人射击的楼房和单位都将被夷为平地。”为避免封城后无法进出，天黑之后，有5000名“国内军”辅助部队和伤员退到了市郊的森林里。现在，留在城里的“国内军”又减少了。如果援军不能及时从近郊进入市区，或从周边城市赶来的话，起义将无法持续下去。 入夜之后，“国内军”再度展开了进攻。22时后，他们抢占了至关重要的发电厂，这样他们就不仅控制了全市的民用电，而且拥有足够的电力进行武器生产和残破武器的维修——在整个起义期间，波兰人控制下的兵工厂生产出了300支手枪、150具火焰喷射器、40000颗手榴弹和一批迫击炮，甚至还有一辆装甲车。华沙邮政总局以及位于拿破仑广场的普鲁登塔尔大厦也落入“国内军”手中，并很快成为坚强的抵抗堡垒。 8月1日夜间，“国内军”的斗争比白天要灵活有效得多。在市区之外的广大近郊，他们以几次小规模突击占领了一些防御薄弱的德军阵地，并抓获了一些俘虏。在市区，他们则发动市民以电车、卡车、家具和垃圾箱等物构成反坦克路障，并在市内建筑了街垒。这样一来，德军控制下的政府、警察两大街区就被分割开来，而且在大型建筑物的各层、同一街区内的不同住宅也安排了独立的防御单位，从而构成有层次的防卫体系。 波兰永不灭亡 第一天：8月1日（5） 尽管如此，由于组织涣散和指挥不力，华沙起义的第一天依旧不是很成功。超过2000名“国内军”战士倒下了，这占到整个华沙城内武装起义人员总数的15%，而德军的损失不过区区500人而已。缺少重武器的波兰人面对坚固的建筑物毫无办法。在西岸，德军依旧占据着政府街区的大部分重要据点。中央车站、维斯瓦河上的桥梁和奥肯切、布耶拉尼两个机场也在德国人手里。到子夜时分，男女青年们的尸体已经填满了阵地前的沟壑，暗红色的烟火不时从燃烧的房屋废墟中升起。面对经验丰富、装备精良的敌人，除了一颗爱国心和浑身的勇气外，一无所有的波兰人显得如此弱小。 入夜之后，在民间团体的协助下，“国内军”总司令部终于恢复了与伦敦方面的联络。无线电一接通，博尔就急不可耐地发出了告急电文：“8月1日下午5时，我们开始了夺回华沙的战斗。请前往下述广场投掷武器和弹药：萨斯基公园、费尔多洛瓦、凯尔杰利广场、波兰士兵街、布拉弗斯加街和贝尔贝蒂斯卡街。我们将点燃特殊的焰火作为识别目标。鉴于华沙争夺战刚刚开始，我们希望苏联盟军迅速地展开外围攻势，助波兰“国内军”一臂之力。” 战线背后，形势已经正常化。“国内军”建起了野战急救中心，医院开始收治“国内军”伤员和受伤的市民，临时的民政机关负责向难民发放粮食和饮水，电影院和咖啡馆也照常营业。街头出现了波兰人自己印刷的各种小报，“国内军”占领下的邮政总局甚至还发行了纪念起义的邮票：票面正中为“国内军”英勇战斗的场景，下方印有起义时间“1944年8月1日”，左上角为“国内军”的缩写“AK”。很可惜，贴有这种邮票的信件没有一封被寄出华沙城。 惨淡的战局面前，唯一感到欣喜的是那些不知情的广大华沙市民。在“国内军”占据的地区，到处弥漫着醉人的幸福感。家家户户窗口都挂起了红白两色的波兰国旗。人们跑出屋子，唱着、笑着，欢庆这伟大的解放时刻。年老的华沙市民还有人能回忆起1920年华沙城下的情景，他们努力挺直腰板，齐声唱起《波兰永不灭亡》，直至声泪俱下。人们纷纷传诵着：“从今天起，我们这条街道就完全自由了，因为德国人已经完蛋了！” 波兰永不灭亡 第五天：黑色星期五（1） 第五天：黑色星期五 8月1日，德国第9军的作战日志以轻松的笔调写道：“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波兰人开始作怪了。” 驻守华沙的德军原有近4万人，但由于7月中旬的那次大调动，现在只剩11000人在城里。这些临时拼凑的部队包括：国防军第9军的5000名步兵，隶属“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的4000名空军人员，维利·施密特上校指挥的1个保安团、1个党卫军侦察连、少数卫戍部队、外籍部队和辅助人员。他们虽然编制混乱，但装备十分精良，有一半以上是实战经验丰富的老兵。隶属“赫尔曼·戈林”师的第39装甲旅第4普鲁士掷弹兵团长期在东线服役，且拥有城市巷战经验。第654工兵营的士兵已经在第一天守护桥梁的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党卫军和警察长官保罗·奥托·盖伯尔上校指挥着另外5710名警察和党卫军部队，坚守警察街区。他的部众来源更是五花八门，包括3个保安警察营、2个武装党卫军营、1个冲锋队营、1个补充连和大批的治安警察、侦探和教官。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其中德国人很少，大部分是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匈牙利、奥地利和土耳其人。乌克兰人一向与波兰人势不两立，此时便找到了复仇的好机会。正规军里的2个营高加索部队表现得不错。 经过一昼夜血战，波兰人并未实现占领市区主要建筑物的目标。相反，德国人已经警醒过来，接下来的斗争必将更加残酷和艰辛。8月2日上午10点，博尔再度向伦敦发报：“我们正在华沙城内与德军激战中。虽然依靠缴获的德军武器占领了部分地区，但没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敌军弹药。希望将弹药和反坦克武器投掷在拿破仑广场和犹太人墓地两处，并派遣空降部队降落于沃拉区。”不过他深知远水难解近渴，在遥遥无期的空投到来之前，“国内军”必须依靠现有的力量继续巩固占领地，并争取民众的支持。 8月2日白天，“国内军”占领了位于里迪卡斯卡和科尔舍瓦街之间的一个德军医疗站，捕获数十名伤员和普通德国人。波兰士兵命令这些俘虏面朝墙壁排成一队，然后挨个用匕首切断了他们的喉管，理由是报复——在8月1日的战斗中，德军曾冷酷无情地扫射被俘的“国内军”伤员和普通市民。双方的非人道行为从起义一开始就频繁发生，德国士兵把波兰人看成该死的臭虫，波兰人也不打算优待德国兵俘虏。而随着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驾临华沙，暴行只会蔓延得更加迅速。 波兰永不灭亡 第五天：黑色星期五（2） 希姆莱在8月1日入夜后得知华沙爆发起义的消息。当时他刚刚被希特勒任命为预备集团军司令官。作为对“波兰臭虫”发动叛乱的第一个报复，他下令立即枪毙监狱里的前“国内军”总司令罗韦茨基将军。尽管古德里安提出由陆军负责镇压波兰人的暴动，但希特勒认为，总参谋长应当集中精力对付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至于那些波兰人，还是交给希姆莱来解决比较好。 8月2日晚，希姆莱紧急征召正在但泽的武装党卫军上将埃里希·冯·登·巴赫-齐列夫斯基，委任他为华沙区军事代表，以接替被围困在城里的施泰纳。巴赫-齐列夫斯基曾领导镇压过捷克斯洛伐克游击队的武装起义，是德军中公认的治安战专家。他一接到命令，就飞赴布列斯特与希姆莱会合，然后乘汽车前往华沙。8月5日，两位重量级督战官一同到达前线，而此时的华沙城外已经集结了大批德国援军。 8月4日，武装党卫军中将赖涅法尔特带着其警察旅先头部队的1000人抵达华沙西郊。翌日，其兵力增加到2695人。随后是党卫队长官季尔列万格尔博士指挥下的武装党卫军“囚徒”旅，甚至还有党卫军准将、俄国人卡明斯基指挥的“俄罗斯人民解放军”的两个营。 苏德战争爆发后，大批苏军官兵被俘。其中一些人与德军展开合作，成为“俄奸”。纳粹利用这一点，在各部队中征募战俘组建辅助单位，负责运输、警卫和后勤工作。这些单位一般被称为“东方营”。到1942年年初，东线的德军主力部队（特别是中央集团军群各部）中几乎都有“东方营”存在。 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原苏联红军大尉，参军前是一家化工厂的工程师，曾经因为政治问题坐过牢。德军入侵时，他所在的部队正驻扎于布良斯克州的洛科济。在红军溃败、德军尚未到来的政治真空期，卡明斯基在洛科济建立了一个自治行政机关，并且公开打出了与德军合作的旗号。入侵的德军为博取当地人的支持，主动撤出洛科济地区，并认可了卡明斯基自治机关的合法性。后来，为维持治安需要，卡明斯基又从当地的170万人口中挑选出2万名俄罗斯族男子，组建了一支民兵旅，专门负责与苏联游击队作战。 卡明斯基旅的核心是洛科济当地子弟兵，另有一部分是布良斯克地区的反布尔什维克游击队残余。部队总共编成5个步兵团、1个装甲营（拥有24辆缴获的T-34坦克）、1个工兵营、1个警卫营和一些辅助部队。他们称自己为“俄罗斯人民解放军”。 波兰永不灭亡 第五天：黑色星期五（3） 1943年，当东线德军节节败退之时，卡明斯基也带着他的部队和当地百姓共约5万人，跟随德军大部队向西撤退。希姆莱趁机将他们全部收编，改为武装党卫军第29“俄罗斯人民解放军”掷弹兵师（以下为称谓方便，仍统一称卡明斯基旅），以卡明斯基为准将师长。不过，德国人当然不会把这支伪军看作平等的合作伙伴。他们把卡明斯基旅调去与白俄罗斯游击队作战。当卡明斯基千辛万苦地把部队带到上西里西亚时，他的手中只剩下15000名士兵和20000名百姓了。这次意外地接到镇压华沙起义的命令，卡明斯基立即派弗拉索夫少校指挥的两个营开赴华沙郊外，还带去了装甲部队和炮兵。 如果说卡明斯基的部队还只是一群心怀不满的流亡者，那么，“囚犯”旅就完全是一伙野兽了。他们全部来自强制收容所，是希姆莱为实现“以暴制暴”而搜罗起来的流氓和社会渣滓。旅长季尔列万格尔战前在法兰克福大学得到过政治学博士学位，但也因猥亵幼女被判过几年刑。截止到1944年8月5日，他的部队一共有16名军官和865名士兵，其中一半以上是刑事犯和服刑期未满的犯人——这与一些纳粹津津乐道的“高素质的德军”相差何止千里！ 当时，暗杀希特勒的“7·20事件”刚刚平息。为鼓舞士气，希姆莱亲临前线演讲：“数百年来，波兰人一直妨碍着德意志民族的东进。自从坦能堡之战（1410年，波兰-立陶宛-俄国联军在波兰国王弗瓦迪斯瓦夫二世指挥下，于坦能堡击败条顿骑士团，阻止了后者的东侵）以来，这个碍手碍脚的民族就没有做过任何好事。对伟大的德意志民族，甚至对德意志的子孙后代来说，波兰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问题??在我到来之前，元首特地吩咐‘把他们统统干掉’。现在我命令，‘全面毁灭华沙这座城市’。为使叛乱的波兰军队没有藏身之处，务必将各区的房屋焚烧殆尽或予以爆破。把他们统统消灭！” 对于即将到来的恐怖屠杀，华沙城里的波兰“国内军”还浑然不觉。8月4日一早，盖伯尔上校带着警察和党卫军保安处的部队冲出警察街区，企图在坦克支援下解皮乌斯电话局之围，但遭到埋伏在民宅中的波军的机枪扫射，被迫撤退。中午时分，博尔将军兴冲冲地向伦敦报告：“我们已经掌握了市区的主导权！” 波兰永不灭亡 第五天：黑色星期五（4） 8月5日，星期五。东方透出的曙光预示着这将是一个晴朗的夏日，不过对被围困在华沙城中的上百万波兰军民来说，这无疑是黑色的日子。 这天凌晨，陆续赶来的党卫军部队已经在华沙城外集结完毕，他们首先把进攻矛头对准了西郊的沃拉区。赖涅法尔特中将在该地区的主要街道布拉弗斯加街北面集结了2500名士兵，季尔列万格尔旅的第1营则部署于街道南面。“戈林”师的几辆坦克负责火力掩护，加上从各旅抽调出的突击火炮，这样德军就可以轻易击穿波兰人临时构筑的街垒。 天一亮，赖涅法尔特就把设在一辆公共汽车上的指挥部移到了沃拉区的公路交叉点。他计划在波兰防线上制造一个狭窄的突破口，以便穿过贯通市区的里茨曼什代代尔大街，前进到市中心，从而解除“国内军”对政府街区的包围。随后穿过萨斯基公园，抵达维斯瓦河上的大桥，将整个华沙割裂成两块。从沃拉区到维斯瓦河只有5公里的距离，这在平时只需步行一小时就可到达。 上午9点30分，比预期晚了一个半小时，赖涅法尔特的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发起了攻击。中将以电话通知还被围困在军事代表处的施泰尔：“我们正火速赶来替您解围。”不过，已经在包围圈里呆了近5天的施泰尔显然更清楚波兰人的战斗力，他冷静地告诫道：“不必操之过急，务必集结充足的兵力后再展开行动——最好再等一天。我这里至少还能坚持一星期。” 果然，虽然赖涅法尔特的部队人数不少，但防线背后的波兰人同样不容易对付。他们属于精锐的“国内军”拉多斯拉夫支队，由凯蒂普·拉多斯拉夫中校指挥，人数多达1700名，而且大多是装备良好、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中校认为，一旦他的防区被突破，整个华沙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这样不仅波兰人无法集中力量发动进攻或撤退，而且德国人还会从东边派来更多的部队。所以，必须坚决顶住对手的第一波攻击，使之转入长期战。就这样，在布拉弗斯加街的沙袋以及犹太人墓地附近的地下工事后面，波兰“国内军”顽强地阻止了赖涅法尔特前进的步伐。到当天日落时止，党卫军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 当赖涅法尔特的攻势举步维艰之时，南面的季尔列万格尔旅似乎对战事并不关心。旅长季尔列万格尔声称，他的部队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因此4日一整天，他只能派出第1营参加战斗。但季尔列万格尔和他的士兵们并不是真正休息。根据希姆莱“统统消灭”的指示，他们威逼当地居民撤出自己的住宅，许诺将带他们去更安全的地带。这些波兰人被带到空旷的墓地附近后，机枪响了，没有一个人幸免。德国人随后在尸体上淋上汽油，加以焚烧。当地唯一的医院同样遭到了不幸的命运，“囚徒”旅打死了所有的医生、护士和病人。截止到当天黄昏，季尔列万格尔旅向前推进了1000米。 波兰永不灭亡 第五天：黑色星期五（5） 不过，比起卡明斯基旅的暴行来，季尔列万格尔的德国囚犯们还只是小巫见大巫。赖涅法尔特并不信任“俄罗斯解放军”的战斗力，所以把他们配备在沃拉南方的奥赫尔地区。这里只有300-400名波兰“国内军”，而卡明斯基的两个营足有1700多人，攻防人数之比是4∶1。但到入夜时止，波兰军依然固守着所有的阵地，卡明斯基旅只前进了300米。原因很简单：这些穿着德国军服的俄国人根本不是什么战士，而是完全的野兽。卡明斯基部队根本没打算打仗，只是专心地放火、杀人和抢劫。他们占领了居里夫人镭研究所，洗劫了一切可以看得见的财物，随后将正在病房里接受放射性治疗的女患者们赶进了地下室，肆意奸污凌辱，然后加以枪杀。在5日一整天的战斗中，沃拉区的德军仅战死6人、重伤24人、轻伤12人，而死于他们手中的波兰军民超过10000人，且90%是无辜的平民。卡明斯基和季尔列万格尔部队的暴行一度传到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古德里安回忆道：“当时我满身起了鸡皮疙瘩。”他当场要求将这两支部队赶出东线。希特勒的连襟、党卫军中将菲格莱因也咒骂道：“这真是一群举世无双的恶棍！”只有希姆莱继续教唆自己的手下：“把华沙的所有波兰人打死吧！没有俘虏他们的必要，尽管把那里化作一片焦土！” 在疯狂施暴的同时，卡明斯基旅还伪造战报，以敷衍反攻临时总指挥赖涅法尔特。每次一接到中将的电话，“俄罗斯解放军”都会报告说，进攻正面出现了大量波兰军，他们正在进行激烈抵抗。下午3点，该旅报告：“叛乱分子已经在马赫鲁卡工厂构筑了阵地，预计扫荡该区域后才可以进行大规模攻击。”1小时12分钟以后，他们又报告：“敌军在马赫鲁卡工厂的阵地十分坚固。我们缺乏燃烧弹，无法继续前进。”只有城里的德国第9军对这场骗局心知肚明。据该军的作战日志记载：“从南面朝莱西斯街而来的一支部队一路抢劫、施暴，直到马赫鲁卡工厂方止。”出于对这帮匪徒的不信任，第9军司令部甚至下令，该军所属的第4东普鲁士步兵团在耶洛索利姆斯杰街止步，“避免和那些（俄国）人打交道”。 赖涅法尔特的星期五总攻，由于两群忙于劫掠、烧杀的暴徒而失败了。其实，假如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卡明斯基旅能自莱西斯街西侧突入，那么从维斯瓦河西岸大桥前进的德军第9军就可以与赖涅法尔特的援军顺利会合，从而逆转整个局势。 波兰永不灭亡 第五天：黑色星期五（6） 其实，卡明斯基那些漫不经心的部队不参加战斗还好一些。事实上，在8月7日前，还被困在政府街区的菲舍尔总督和施泰尔中将就准备了一份号召居民放下武器的呼吁书。当时华沙城里的争夺十分激烈，居民们面对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迟迟不到的空投援助，已经对“国内军”继续战斗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在“国内军”内部也出现了一些情绪低落的现象，部分前线指挥官确信：起义并未达到突袭的效果，德国人的抵抗令人吃惊。被俘的波兰士兵证实，一些居民要求停止武装斗争，因为他们确信起义成功无望，并担心整个城市遭到德国人的残忍报复。但在卡明斯基旅投入战斗之后，任何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都丧失了可能——从这一天起，波兰人更加狂热地战斗，成千上万的华沙市民转向起义者一方。为了复仇，“国内军”还下令射杀被俘的德军士兵。 黄昏时分，巴赫-齐列夫斯基上将到达华沙城外。他下令立即停止滥杀无辜和抢劫，但已经造成的影响显然无法挽回了。愤愤不平的古德里安也在抗议。为军人的“名誉”起见，德国人需要一个替罪羊。于是，卡明斯基这个“外人”，就成了德军拿来为8月5日屠杀顶缸的最佳人选。为避免影响军心，首先在8月底，德方以“调防”为名将该旅抽离华沙前线。随后在途中，卡明斯基突然被武装党卫军军事法庭逮捕。经过草草的审讯，他便被以拒绝阻止战争犯罪和贪污腐败罪（当然，一般认为卡明斯基将抢劫来的财物存入了旅部的金库，而不是据为己有）的名义枪毙了。为了向该旅的士兵做出解释、防止兵变，党卫军又伪造了一个现场。卡明斯基乘坐的汽车连同尸体一起被推进水沟，一连串的射击之后，再以鹅血染红，游击队也就成了“替罪羊”。在煞有介事地发表了一通“痛失英才”的悼词之后，卡明斯基旅很快就被解散了。至于同样犯下累累暴行的季尔列万格尔，由于深受希姆莱信任，同时华沙的兵员实在不足，仍得以继续留在前线。 8月5日的战局并无多少变化。在市内，一部分部队继续进行着激烈的巷战和奇袭，但战线总体上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德军一连串的劫掠和虐杀，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午夜时分，“国内军”总司令部向伦敦发报：“德军正在有组织地破坏和焚烧华沙城，到处火光冲天。市民们虽然努力灭火，但却因德军炮火的阻挡而无法成行。” 波兰永不灭亡 第十一天：“一颗子弹换一个鬼子！”（1） 第十一天：“一颗子弹换一个鬼子！” 8月5日进攻的失败令赖涅法尔特忧心忡忡。新任总指挥巴赫-齐列夫斯基已经到达前线，他这个临时指挥官必须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卖力表现，否则就会被喜怒无常的希姆莱所抛弃。8月6日，他调动了所有已经到位的援军，发动全线出击。 8月6日的攻势分为北部（国防军）、中央（季尔列万格尔旅、赖涅法尔特部队和宪兵部队）以及南部（卡明斯基旅）三个方向，每次攻击的规模为一个营。“戈林”师所属的坦克和卡明斯基旅的T-34坦克也加入了战斗。一大早，就有30架Ju-87“斯图卡”飞临华沙上空，分别对位于攻击重点地区的布拉弗斯加街和耶洛索利姆斯杰街投下了燃烧弹。伴随着恐怖的呼啸音，一颗炸弹正中拉多斯拉夫支队的工事，几乎将其摧毁。波兰人的通信网也被破坏，不得不临时征募一批妇女和儿童来送信。防御部队陷入了一片混乱。 此时，季尔列万格尔旅首先展开了进攻。由于第2营的整编已经完成，这次攻击比前一天的更加猛烈。进攻开始前，旅长季尔列万格尔威胁他的手下说：“如果就这样败退回家，你们将被重新送进强制收容所。如果你们被波兰人俘虏，那更是只有死路一条！”所以虽然囚犯们死伤惨重，但还是缓慢地推进。最终，“囚徒”旅第1营在萨斯基公园附近夺取了一个支撑点。在那里，赖涅法尔特乘上一辆坦克，在另一辆坦克掩护下，冒险前往被围困的布吕赫宫寻找施泰尔中将。 两辆坦克走走停停，终于抵达了布吕赫宫。赖涅法尔特找到施泰尔，和他讨论起了当前极为混乱的指挥权问题。当时，整个华沙地区德军的指挥权名义上是落在新任军事代表巴赫-齐列夫斯基身上。不过，赖涅法尔特仍然指挥着城外援军的攻击行动。前任军事代表施泰尔和城防司令罗尔则负责市区被围地区的作战。第9军和警察部队也有独立的指挥机关。这样一来，混乱和差错自然在所难免。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协商，两位中将达成了协议：展开于市郊的所有部队归入巴赫-齐列夫斯基的指挥下。在对市区主要街区的包围解除前，城里的部队由施泰尔指挥。结束会谈后，赖涅法尔特坐上坦克，一面开火一面向沃拉开去。就在这时，拉多斯拉夫支队的一个连用迫击炮挡住了他的去路，并展开猛烈炮击。赖涅法尔特不得不从“戈林”师再找来两辆坦克掩护，这才平安返回。 波兰永不灭亡 第十一天：“一颗子弹换一个鬼子！”（2） 德国人在西郊取得的胜利，依旧是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的。勇敢的波兰人只要一息尚存，就能奋力守住街道、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由于弹药匮乏，他们努力节省子弹，试图每一颗子弹都给敌人造成杀伤。而德国人却一直滥用火力，他们有的是弹药。当防守高层建筑物的波兰人从屋顶跑进地下室时，德国人根本不追击，而是直接用火焰喷射器打下去，直至所有人被活活烧死。 8月6日凌晨，坚守阵地的“国内军”获得了新的希望，两架英国皇家空军的B-24“解放者”飞临华沙上空，投下了PIAT反坦克枪。这是到8月中旬为止，来自盟军的唯一一次成功的空投援助（整个起义期间，西方盟军对华沙进行了223次大大小小的空投补给，投下物资100-200吨，损失飞机34架）。尽管只是杯水车薪，波兰人却依靠它们沉痛打击了德军装甲部队。从8月6日至7日，德军相继损失了数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国内军”甚至俘获了两辆德军遗弃的“追猎者”坦克歼击车，其中一辆挂着波兰的红白旗，一路向犹太人区开进。目睹此景的两个德军防御排惊慌地丢下数百名波兰战俘，逃之夭夭了。当施泰尔听到这个消息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赖涅法尔特本以为装甲部队最大的好处是能守能攻，很适合对付缺乏重武器的波兰军。但“国内军”却在极为原始的条件下生产了一批号称“莫洛托夫鸡尾酒”的燃烧瓶。每当德军坦克经过，波兰人就从屋顶上掷出雨点般的燃烧瓶，当燃烧着的液体从通气孔钻进坦克内部后，乘员们不得不弃车逃走，随后便被躲在隐蔽处的波兰狙击手射杀。制造简便、价格低廉的“莫洛托夫鸡尾酒”给赖涅法尔特的坦克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不得不承认，在街巷狭窄、障碍重重的城市里，坦克连转弯和调头都很困难，只会遭到波兰人的伏击。 入夜之后，双方虽各有战果，但沃拉区的整体形势却没有任何改变。拉多斯拉夫的部队虽然遭到极大损伤，但战斗精神依旧高昂。德军仍在缓慢前进，却没有占据任何重要的大街。南路的卡明斯基旅依然在做着困兽之斗。 波兰永不灭亡 第十一天：“一颗子弹换一个鬼子！”（3） 8月10日，巴赫-齐列夫斯基不得不承认：“使用卡明斯基部队??实为最大的败笔。”从政府街区坐着坦克到来的罗尔将军接过了南路攻击部队的指挥权。就在他到来的那一分钟，卡明斯基旅的两名士兵还在侮辱两名波兰少女。瘦小的将军向他们大喝一声，但暴徒们不仅把警告当成耳旁风，还朝将军开枪射击。直到一辆坦克向空中鸣炮示警，两名暴徒才被吓走。罗尔随即下令：“必须将俘获的‘国内军’作为正式战俘对待，并保护无辜的华沙市民。” 拉多斯拉夫中校曾向博尔将军保证：8月中旬前，他将守住整个华沙郊区。他真的做到了。不过，力量对比的悬殊不是光靠勇气就可以弥补的。8月10日后，越来越多的德军拥到市郊附近，到8月20日为止，已经达到21000人。他们携带有重型武器，大有荡平全城、片甲不留的架势。市里的状况同样不妙：8月2日，德军解除了“国内军”对一号中心邮局和警察街区的围攻。6日晚，从布吕赫宫出击的德军发起了一次有力的反突击，目标是夺取艾伯特大街角上的狙击点。“德国人之家”和布里斯托尔饭店的守军也经常派出突击小组，肃清独立据点里的“国内军”。由于德国敢死队的勇猛精神和作战技能，反突击往往大获成功。此时，利捷夫和马尔沙尔科夫街角建筑物中的起义者已被消灭。 8月9日早晨，从里茨曼什代代尔大街朝萨斯基公园方向突破的赖涅法尔特部队到达瓦维尔斯克大街，与正在奋战中的警察街区建立了联系。现在，除了政府街区还三面被围，华沙城内外的德军各部队已经建立起了联系。 至此，发生在华沙城的这场起义已被宣判了死刑：很显然，“国内军”根本不具备长期抗战的力量，也没有做好这种准备。他们的目标是借助奇袭和敌人的疲惫，在两三天内将德军赶出华沙、控制全市。现在，这一计划彻底落空了。不仅如此，由于起义的人员和装备损失十分惨重，根本无法补充，而源源而来的德国人正好把他们分割包围起来了。 事到如今，一切都已明了。无论波兰人多么英勇顽强，或者在某些局部地区取得胜利，都无法逆转最终的战局，充其量只是延长抵抗时间而已。但面对残忍冷酷的德军，以及大量被无辜残害的同胞，“国内军”决不愿意竖起白旗。就像他们的宣传标语上所说：“与其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不如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 经过十天的鏖战，巴赫-齐列夫斯基的部队终于在沃拉区打开了缺口，逐步深入市区。华沙西郊的波兰军队除部分提前撤离阵地外，几乎被一扫而光。8月14日，上将把进攻部队统一整编为巴赫-齐列夫斯基战斗群。希姆莱同时许诺：一旦巴赫-齐列夫斯基攻陷华沙，就奖给他一枚铁十字勋章。 波兰永不灭亡 第十二至第三十一天：老城血战（1） 第十二至第三十一天：老城血战 8月12日清晨，赖涅法尔特指挥着巴赫-齐列夫斯基战斗群的前锋7000人，开进华沙市区北部，揭开了老城血战的序幕。 波兰“国内军”的高层指挥官，包括博尔将军本人以及参谋长佩乌琴斯基准将，都没有料到最激烈的巷战将在华沙城的心脏地带，即位于市北的老城爆发。为实现“御敌于城门之外”的目标，最精锐的拉多斯拉夫支队被部署在沃拉区的犹太人墓地附近，死死防守战术上并不十分重要的阵地导致了大量伤亡。特别是有经验的军官接连阵亡，大大损害了剩余部队的战斗力。当沃拉战局恶化时，司令部又寄希望于伦敦方面会派出驻英国的波兰独立伞兵旅来支援，瞻前顾后，以致丧失良机。原本有希望转入森林，向周边农村转移的沃拉守军最终几乎被全歼。市区的“国内军”也被分割成四个互不相连的防御地带：卡尔别济亚桥附近的老城中心，政府街区周边的市中心一角，沿维斯瓦河的莫科托夫区（老城南方），老城北方的若利博什区。比起接近森林的郊外地带，老城的据点显得过于暴露。在德军的包围和火力覆盖下，“国内军”无法有效调遣部队。但该地区人口、建筑物集中，坐镇老城指挥部的博尔将军还是决定，亲率7000名战士保卫老城，并借助四通八达的城市下水道系统发布命令和调遣部队。 进攻老城的巴赫-齐列夫斯基战斗群五路并进：赖涅法尔特的7000人攻击正面。得到工兵、保安警察和一个哥萨克营增援的季尔列万格尔旅从维斯瓦河和老城的东南方前进。正西面和西南分别是“戈林”师的一部和1个警察连，由刚刚从波斯纳尼步兵学校赶来的1个重迫击炮连提供火力支援。在北方，施密特上校指挥下的第608保安团也徐徐迫近，并在老城周围布置了铁丝网。更为恐怖的是，在古德里安的力助下，这些部队携带着包括“戈利亚”遥控爆破坦克、大型火焰喷射器、重型迫击炮和600毫米“卡尔”臼炮在内的大批新型武器，打算一劳永逸地毁灭华沙城——既然希特勒已经下令将华沙化为焦土，又何必在乎波兰人的死活？毕竟，占领一片被摧毁的废墟可比攻打严加防御的街道轻松多了。 波兰永不灭亡 第十二至第三十一天：老城血战（2） 在这些新式武器中，射程为2公里的重型迫击炮可以一次性发射4发炮弹，炮弹内填充有炸药和NPPALM（石脑油和椰子油的混合液），命中目标后会剧烈燃烧。“戈利亚”遥控坦克全长1.35米，高度只有60厘米，一次可以装载100公斤炸药。德军在900米距离外以无线电操纵“戈利亚”前进，一般的小火器和手榴弹破片根本奈何不了它。在以20公里的时速进抵目标跟前后，“戈利亚”携带的炸药被引爆。波军的街垒、反坦克障碍和火力点被无情地破坏，大量人员损失。最多的时候，德军一天同时投入30到50辆“戈利亚”，博尔叫苦连天。不过和“二战”中最恐怖的炮兵武器之一“卡尔”臼炮相比，以上武器还略显小儿科。 1937年，为了对付法国的马奇诺防线，莱茵金属公司接到了设计一种大口径自行臼炮的命令。1940年5月，样车开始进行试验，并以参与开发的卡尔·贝克将军之名命名为“卡尔”。“卡尔”最初装备8.44倍口径600毫米臼炮，但在设计时留出了余地，因此也可换装11.5倍口径540毫米臼炮，以增大射程。臼炮搭载在由11个负重轮驱动的巨大履带式底盘上，车体重达124吨，由580马力的戴姆勒-奔驰MB503-V12柴油机驱动，最大时速只有可怜的10公里。为了操纵这种怪物，需要配备3名军官和110名士兵。 “卡尔”的600毫米炮弹重达2.2吨，炮口初速只有220米/秒，但在垂直下落时可以贯穿2.5米厚的永久混凝土层。每次发射后，都要将抬起的火炮恢复到水平后才能装填，发射速度为5?10分钟/发。由于“卡尔”射击时震天动地的巨响，德军士兵称之为“雷神之锤”。此前，“卡尔”唯一一次被用于实战是射击苏联塞瓦斯托波尔的坚固要塞。从8月18日起，它的炮弹也开始落进华沙老城了。 8月11、12日之交，酝酿已久的老城战斗开始了。紧随着装甲部队和重迫击炮的一连串射击，赖涅法尔特的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杀来。德军越过被毁坏的防塞、燃烧中的房屋以及因炮击而产生的瓦砾堆，集中展开战斗。面对德军凶狠的进攻，“国内军”喊出了响亮的口号：“一颗子弹换一个鬼子！”他们躲藏在街道两旁的住宅里，等敌人靠近时再一齐射击。特别是波兰的狙击手，简直让德军心惊胆战。赖涅法尔特屡次接到报告：有无数波兰妇女藏身在古老的建筑后面，从外面无法察觉的黑暗处开枪射击街道上的德国兵。对前进中的德军部队，她们往往选择射击其军官。特别是“囚徒部队”和卡明斯基旅，一旦军官被打死，其余大多作鸟兽散。因此德军的前进十分缓慢，损失相当严重。 波兰永不灭亡 第十二至第三十一天：老城血战（3） 8月13日，焦急的博尔将军下令波兰境内的全部“国内军”部队，尽快向华沙集结。受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委托，BBC广播了如下命令：“华沙的战斗旷日持久，我们正与强大的敌军进行殊死搏斗。为拯救首都，必须立即展开反攻。我下令，波兰境内所有齐装满员、具备战斗力的‘国内军’部队，立即向首都开进??这些部队不必与华沙周边的敌军纠缠，而是立即突入市内，协助守城部队继续战斗。” 对困守老城的“国内军”来说，人员和装备始终是最紧迫的困难。由于期待中的空投始终不见，博尔只有每天向伦敦发报，反复要求提供反坦克武器、弹药和其他重要物资。而应招到达华沙附近的“国内军”部队数量极少，并且只能通过下水道潜入老城。在德军派出辅助部队设置第二道警戒线之后，连这少数部队也无法进入老城包围圈了。 直到8月13日深夜，英国皇家空军借用的美国陆军第8、第9航空队的30架B-17“空中堡垒”才从意大利的巴里起飞，对华沙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空投行动。由于导航不力，实际到达华沙上空的飞机仅有半数（15架），其中还有3架被德军高射炮击落。落到预定空投地点克拉辛斯基广场的物资数量甚微，但它大大鼓舞了波兰人的士气。一架被击落的“空中堡垒”飞行员杰克·沃伦（他被波兰“国内军”搭救）致电皇家空军参谋长休·特伦查德爵士，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波兰人民把英国人当成了他们的解放者。” 14日深夜，皇家南非空军的26架飞机再度飞临华沙上空，又一次受到波兰人的欢呼迎接。波兰平民们兴高采烈地嚷着：“看啊！我们的盟友来了，那是英国飞机！”一架飞机投下了巨大的花环，上面写着：“献给英勇奋战的华沙军民。”博尔向伦敦发报：“奋战中的华沙军民衷心感谢英勇的英国飞行员。承蒙贵国空军的援助，我们可以继续坚持作战。” 尽管空投的弹药可以维持一部分消耗，华沙军民的士气也有所提升，但在军情紧迫的情况下，成本高昂、效费比低下的空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赖涅法尔特的攻击部队持续不断地展开攻击，日益缩小了老城的抵抗据点。接着，从8月16日到19日，赖涅法尔特与季尔列万格尔的两支德军部队相互配合，集中扫荡了自东向西的几条主要街道。在突击炮的配合下，德军首先以优势火力从两侧破坏波兰人的街垒，然后步兵过去进行扫荡。德军的扫荡作战自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仿佛受到老城德军扫荡队的刺激，占据市中心的波兰军队在19日之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相继占领了中央电话总局和旧内政部大楼两大重要据点。 波兰永不灭亡 第十二至第三十一天：老城血战（4） 数日的反扫荡作战使波兰人察觉到，只有防备坚固、具备层次的大建筑才能有效地阻挡德国人的前进，所以他们选择占领中央电话总局作为据点。19日天黑后，“国内军”首先切断了总局大楼的电力和自来水，随后把250名士兵派到了大楼周围。趁着20日东方未明的当口，这些带着炸药和轻武器的波兰士兵擎着云梯爬上了楼，对电话总局发起了奇袭。德国守军（7名军官、157名士兵，大部分是乌克兰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毕竟人数不占优势。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国内军”打到了大楼正面的入口处，并用炸药爆破了大门。随后，波兰人用消防水龙头向上层泼洒汽油。一瞬间，大厦被点燃了。退守到顶层的德军弹尽粮绝，挂起了黄色的危险信号，希望以此吸引援军，但没有盼来任何部队。 20日上午10点，烈火已经熄灭，大厦突然陷入了一片寂静。冲到上层的“国内军”俘获了几名企图逃脱的德军。从他们口中，波兰人得知守军已经撤到了顶层，正试图借助混凝土柱子跑进地下室，然后在那里进行长期抵抗。波兰人立即赶到入口和地下室，向里投掷手榴弹和燃烧瓶。战斗从一个房间转移到另一个房间，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这时，德国守军终于打完了全部弹药，只好弃械投降。此役德军总计战死36人，有120人投降（包括7名伤员）。当然，波兰人没有给他们活路——乌克兰人、警察和党卫队成员全部被枪毙，只有少数几名国防军士兵被关进了战俘营。 几天之后，“国内军”又占领了位于市中心的旧内政部大楼，捣毁了楼内的警察总局。在爱国心的驱使下，一支“国内军”小分队冲进了附近的圣十字教堂（该教堂的柱子里藏有肖邦的心脏），俘获了12名德军，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加上在若利博什和莫科托夫两个郊区的战果，到8月27日为止，德军已经损失了91名军官和3770名士兵。尤其是攻击老城的部队，有时伤亡率甚至高达50%。 以残酷著称的季尔列万格尔旅获得了1500名新兵的支援，这些人全部都是新近从强制收容所里拉来的犯人。但他们不愿前进，只顾四处施暴、抢劫。加上兵员逃亡率奇高，到战事结束时，已经只剩下648人了。德军第9军司令部向上级报告：“以现有的兵力不足以控制华沙全城。” 波兰永不灭亡 第十二至第三十一天：老城血战（5） 于是，自8月20日起，德军开始在老城区纵火，企图以火攻驱散波兰守军。黄磷炸药产生的大火极难扑灭，那些半旧不新的木制房屋都被焚烧殆尽，以至于老城区化成了一片瓦砾。在配备火焰喷射器的工兵掩护下，赖涅法尔特、季尔列万格尔、施密特各部又重整攻势，“哒哒”的机枪射击声一连响了好几天。为争夺一座大厦甚至一片废墟，双方往往得激战好几个小时。德国人显得越来越狂躁，行径也越来越残忍。 在漫长的鏖战中，苦难最深重的无疑是被困在老城的10万市民。其中有几千男女老少还是自沃拉区逃跑而来的。他们为了躲避德军的暴行和报复，不辞辛苦跑到西区，却依旧饱受折磨。每天清晨8点，防空警报都会准时拉响。之后的一两个小时内，总会有三四架“斯图卡”从高空投掷燃烧弹，或者用机枪扫射。所有人只好端坐在地下室里，什么都干不了。由于电力中断，入夜后整个市区一片漆黑。而面包和大米的供应早就中断了。人们只有依靠大麦片、马铃薯片和面粉勉强过活。士兵们一天中所能得到的食物早上是热水，中午和晚上是热的咖啡代用品。由于咖啡的供应严重不足，人们只好饮用生水，致使流行性胃炎泛滥成灾。排泄则在街角解决，因为水电、煤气已经中断，大部分家庭的排水管道和抽水马桶都已经失效。城里到处臭气熏天，每天都有数百人因饥饿和生病而死亡。 更可怕的危险也在逼近，市民中流传着种种谣言。有人已经开始通过下水道逃往若利博什区。打着维持治安旗号的各色人马在城里到处乱闯。“国内军”士兵中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有一营老城的士兵擅自跑到了若利博什。而总司令博尔则因为身体不佳，只好整天躺着，军务则由参谋长和其他幕僚代为处理。 尽管波兰人英勇善战，又不缺乏毅力，但是到8月20日以后，“国内军”的指挥者们还是深深感觉到，老城内孤立的据点充其量只能维持几天了。如今，他们只有三条路可走：投降，突围，固守待援。8月18日，德军的劝降代表就出现在了老城前线，不过随即被“国内军”赶了回去。8月底，巴赫-齐列夫斯基派出的第二批劝降代表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波兰人认为：德方没有对波兰战斗人员的身份做出清楚的界定，而“叛乱分子”与正规军战俘的待遇和惩罚是截然不同的。在此问题未得到回答前，他们不能投降。 由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一直恫吓，“如果德方不把波兰士兵当成正式战斗人员看待，而只是滥加处罚杀戮的话，英方将以相同手法对待手中的德军战俘”，古德里安最终说服了希姆莱，把波兰人当成战斗人员对待，不随意射杀、虐待战俘。但相较于投降，波兰人还是寄希望于突围。负责作战计划的佩乌琴斯基参谋长认为，老城内的据点已经日趋孤立，而且德军在人数上也占据优势，继续抵抗已属徒劳。 波兰永不灭亡 第十二至第三十一天：老城血战（6） 从之前几天的等待来看，外界的援军也不可能解除对老城的包围。目前只有分散在若利博什的一支部队还有一定的力量。据此，他制订了8月22日的反击计划：届时，装备良好的700名“国内军”将从若利博什区向北进攻。与此同时，老城的守军也向外突围。希望能够里应外合，把老城和若利博什两地区连接起来，至少使它们能取得有效的联系，以改变老城的孤立地位。 然而，就在波兰军钳形攻势的两翼之间，横亘着施密特上校指挥的1500名德军。德军依托“但泽”车站的地形，在这一带筑起了大量混凝土机枪阵地和铁丝网，致使波兰军无法顺利前进并突破。另外，波兰人一贯的通讯联络问题也没有解决。自8月20日起，陆续有分散的部队单独展开突击，结果在德军一连串的机枪扫射后，“国内军”尸痕累累，80%的士兵非死即伤。 8月22日夜晚，若利博什的“国内军”终于对施密特战斗群发起了总攻。部分老城的守军通过下水道潜入若利博什，与当地部队一起投入反击。佩乌琴斯基本人也亲自到若利博什前线指挥。但经过前几天的零星战斗，施密特的部队已经加强了警戒。面对从南北两个方向打过来的波兰人，德国人则在坚固的防御阵地之后。“悠然自得”地开火。于是，波兰“国内军”在防御炮火的弹幕前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化成了一片血海。就连一个奉命前去救援的老兵营也遭到伏击，险些全军覆没。 疲惫至极的进攻部队好不容易才逃出“斯图卡”和大炮构成的地狱，回到老城。加上向市中心的突破作战也遭到失败，“国内军”总司令部终于承认：执著于老城不后退，已经不再是勇敢的战斗，而是白白浪费士兵的生命了。在一片凄凉的气氛中，博尔将军下达了最后的命令：老城的所有部队一律分散撤退。 8月25日入夜后，博尔本人带着司令部人员，经下水道逃到了市中心，建立起了新的指挥部。不过，像这样许多人一起经下水道逃脱的方式显然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不久德军就发现了这条极为繁忙的地下交通线。 波兰永不灭亡 第十二至第三十一天：老城血战（7） 他们费尽心思进行破坏。在下水道出口的井盖上设置观察所，一听到动静就开枪射击。在主要下水道的交叉处设置铁丝网，甚至截断部分管道。不过，最有效的手段还是瓦斯发生器：德军的工兵部队将特殊的瓦斯气体通入下水道，当瓦斯达到一定浓度后点燃，其连锁爆炸的强度犹如煤窑事故。在这种大威力武器使用过的地方，就连下水道中的猫和老鼠也被炸死，尸体像信封上的邮票一样牢牢贴在下水道的墙壁上。 从8月31日夜晚到9月1日之间，历时6天的老城撤退行动进入了最后时刻。严格地说，此时还在老城内徘徊的波兰士兵已经不是有组织的部队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准备向德军投降。“国内军”内部也开始出现崩溃的征兆。支持流亡政府的“国内军”指挥官、支持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人民保安军”（他们一开始没有参加起义，但随着战局恶化，主动加入了华沙的战斗）和主张投降的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讧。博尔将军对保安军采取敌对立场，禁止“国内军”与之直接联系。他宣称：只有在“国内军”的帮助下，才能解放波兰。市民们对抵抗运动也不再热心，由于起义失败和德国人的疯狂报复，他们已经陷入对自己命运的担忧和恐惧中。 9月1日清晨，最后2000名“国内军”士兵和3000名市民在下水道中辗转数小时之久，终于脱逃到市中心。另有一些人转进到若利博什。大部分士兵已经丢弃了武器，许多伤员溺死在污水之中。老城的废墟里留下了2500名重伤的男女，以及45000具波兰人的尸体。而在整个老城之战中，波兰军民仅死亡的就不下8万人。对一座城市来说，这样的代价太大了。 到1944年9月2日，整个华沙北部除若利博什和马雷蒙特两个别墅郊区外，均已掌握在德国人手中。9月3日晨，柏林广播电台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新闻：“在华沙的老城展开了一场激战。结果，我英勇的帝国军队已将叛军扫除殆尽。” 波兰永不灭亡 第三十一天至第六十天：“华沙正望眼欲穿”.. 第三十一天至第六十天：“华沙正望眼欲穿” 9月1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周年，也是波兰遭遇德国入侵五周年。伦敦城里的波兰流亡政府武装力量总司令索斯科夫斯基发表悲愤的广播讲话，以纪念这个日子：“在英国政府的激励和保证下，波兰单独与德国周旋了五个春秋。波兰的秋季战斗（1939年）给了盟国宝贵的8个月时间，由此，盟国得以补充军备的不足，得以在伦敦和不列颠保卫战中获胜。这成为了战争的转机。整整一个月，孤独的华沙“国内军”英勇战斗、牺牲，盟军却坐视不救。这实在是一出悲剧，也令人困惑。虽则如此，我们依然相信：道义可以支配世界。我们不相信，人类的机会主义能凌驾于鲜血之上。对于那些曾经为保卫他国的首都而战，如今却无法守护本国京城的人们，世界果然能冷眼旁观吗？” 现在华沙所需的，并非空洞的赞誉、旁观的冷眼，抑或无谓的同情。华沙正望眼欲穿。华沙等待着武器和弹药。 旷日持久的老城战斗给“国内军”带来了惨重的伤亡，博尔一再盼望的大规模空投迟迟不至，这也削弱了波兰人继续战斗的基础。趁着这个当口，8月30日，德国第9军司令部向波兰“国内军”方面提出了劝降意见。博尔将军最担心德国人把波兰军当作“叛乱分子”而加以肆意凌辱和虐杀。他需要德方作出保证：把波兰“国内军”当成正规的战俘看待，并保证他们投降后的名誉。基于这一前提，9月4日到8日，波兰红十字会会长塔尔诺夫斯卡娅伯爵夫人两度拜访了罗尔将军，巴赫-齐列夫斯基上将也在司令部接见了伯爵夫人。但就在这“水到渠成”的关键时刻，意外发生了。9月10日，在华沙近郊的普拉赫，苏军展开了大规模攻势。索斯科夫斯基立即致电博尔：固守待援！ 斯大林在这一时刻伸出了援助之手，实在大大出乎波兰人的意料。要知道，在之前整整六个星期的时间里，莫斯科传来的都是冷漠的声音。8月9日，也就是起义爆发的第九天，米科拉伊奇克总理亲自飞到莫斯科，请求援助。但苏方表示：“华沙的波兰地下军所有起义举动都是不现实的，因为起义者手里没有武器，而德国人仅在普拉赫地区就有三个坦克师，这还不算步兵。德国人能轻而易举地打死所有波兰人。至于援助，我们不吝惜武器。我们可以向波兰人提供诸如机枪和反坦克炮这样的武器，但问题是怎样完成这件事??如果从市区上空空投武器，谁也不能保证这些武器不会落人德国人手里。” 波兰永不灭亡 第三十一天至第六十天：“华沙正望眼欲穿”.. 博尔将军和“国内军”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过来自东方的援手——他们甚至不承认苏联人是盟友，只叫他们为“我们盟友的盟友”。“国内军”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英美盟军身上，博尔请求伦敦方面派出空军，轰炸华沙附近的德军阵地，投下补给物资和弹药，并派遣波兰独立伞兵旅前来援助。但盟军总司令部认为，在急需兵力进攻法国和意大利的同时，将重要的空降部队投入华沙作战是无谓的浪费（日后他们却将这个旅牺牲在了准备不足的“市场-花园”行动中）；至于空投和轰炸，虽然事关重大，但因为英美空军远程轰炸机部队的基地设在意大利的巴里，离华沙实在太远。丘吉尔提出：“为何不向距华沙最近的苏联红军求援？” 8月4日，丘吉尔首相第一次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支援请求，但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此后几天，抵达华沙上空的英国飞机也只有寥寥几架而已。8月12日，丘吉尔再度给斯大林发电报：“波兰人急需机枪和各种武器。意大利离波兰太远了。阁下是否可以给予任何援助？”斯大林依旧无动于衷。在8月13、14日夜，盟国相继对华沙完成两次空投补给之后，8月17日深夜，苏联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安德烈-维辛斯基当着英国驻苏大使克尔的面，宣读了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关于援助华沙问题的声明：“我认为有必要告知您，苏联政府当然不会反对英国或美国飞机向华沙空投武器，并认为这是英美自己的事。但是苏联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或英国飞机完成向华沙地区空投武器的任务后在苏联领土降落。因为苏联政府不想被直接或间接地被牵扯到在华沙的冒险中去。”斯大林特别指出：“那些企图掌握权力而挺身到华沙冒险的犯罪集团，他们的真相迟早将为世人知晓。” 9月5日，英国战时内阁再度致函苏联政府，阐述了对华沙起义的态度。电文中除再度要求在苏联境内获得飞机降落的帮助之外，还对苏联政府进行了指责：“由于贵国政府拒绝让美国飞机在俄国机场降落，使华沙不能得到援助，这一事实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了??本内阁很难理解贵国政府拒绝注意英国和美国政府向华沙的波兰人提供援助的义务。” 波兰永不灭亡 第三十一天至第六十天：“华沙正望眼欲穿”.. 苏方认为：“苏联政府已把自己的意见告知英国政府：对未经苏联军事指挥部同意并破坏了作战计划的华沙冒险行动，驻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活动家应承担责任??没人能指责苏联政府没有向波兰人民提供足够的援助，其中也包括华沙。最有效的援助方式是，已解放了波兰四分之一以上地区的苏联军队对占领波兰的德国侵略者的积极军事行动，所有这些都是苏联军队做出的，也只有苏联军队在为解放波兰而流血牺牲??至于您试图让苏联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为华沙的冒险行动和华沙人的牺牲负责，苏联政府不能听任别人嫁祸。关于苏联政府在华沙问题上的立场似乎违背了盟国合作精神的说法也是一样??苏联政府表示完全相信，华沙事件的事实真相为毫无保留地指责华沙冒险事件的制造者和正确理解苏联政府立场的社会舆论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应当努力让社会舆论很好地了解华沙事件的真相。” 尽管如此，9月10日，苏联政府还是允许了英美作战飞机在苏联着陆。 9月10日，第一批苏军炮弹落到了华沙外围的德军阵地上。苏军的进攻，以及维斯瓦河德军战局的恶化，使波兰“国内军”又萌发了获救的希望。由于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把红军第47集团军和第70集团军展开于维斯瓦河沿岸，德军已不可能向东方展开新的攻势，他们只能继续在维斯瓦河东岸保护桥头堡，希望守住普拉赫地区。 在普拉赫这个维斯瓦河战线最危险的突出部，苏军部署的是一支由波兰人组成的特殊军队——波兰人民军第1步兵师。波兰人民军是波兰工人党在苏联支持下组建并领导的武装力量，其前身是1942年3月成立的人民近卫军。1944年1月，人民近卫军与农民营等武装力量合并，组成了波兰人民军。同年7月，根据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命令，人民军与在苏联组建的波兰第1、第2集团军合并。第1步兵师是波兰人民军第1集团军下属的3个师之一。他们的总指挥是前波兰中校齐格蒙特-贝林格将军。 派波兰第1步兵师进击普拉赫，无疑是一个一举多得的点子。首先，人民军虽然组建时间已久，却没有在解放本国领土的战事中立过功。这次派他们攻打华沙外围，既能营造一种波兰不同政治派别捐弃前嫌、共同对外的舆论，又能在未来的建国运动中挣分。其次，斯大林也可以借此向西方盟国和波兰流亡政府宣称：他已经在华沙外围展开了猛烈的攻势，的的确确尽到了“盟友”的义务。最后，从军事上说，罗科索夫斯基也希望削平普拉赫突出部，将维斯瓦河战线拉成一条直线，为之后展开大规模行动打下基础。 波兰永不灭亡 第三十一天至第六十天：“华沙正望眼欲穿”.. 9月11日，在两个苏联师以及坦克、炮兵和工兵部队的支援下，波兰第1步兵师对普拉赫地区展开了攻击。德军以两个师展开对抗。到黄昏时分，波兰部队已经突入普拉赫深处。翌日，德军第19装甲师师长亲自指挥部队展开反突击。罗科索夫斯基从桥头堡处的波兰第1集团军另外两个师分兵前往支援。到9月13日，人民军已经接近了卡尔别济亚桥。 属于两个不同政治派别的波兰军人隔着维斯瓦河浴血奋战，共同打击德国侵略者的感人情形，终于出现了。从莫科托夫、若利博什和市中心传来的枪炮声，与从普拉赫传来的炮声混合在一起，给苦难的华沙人带来了无限希望。但希望仅仅持续了一天。在有效的指挥调动下，华沙德军正在有计划地撤出普拉赫，巩固维斯瓦河南岸的防线，准备长期作战。9月14日夜晚，最后一批德军毫发无损地撤出了普拉赫，同时炸毁了所有横跨在维斯瓦河上的桥梁，用的还是7月29日华沙起义前夜绑上的炸药。 维斯瓦河作战陷入僵局后，贝林格的人民军部队陷入了一种急躁而轻率的状态。他们开始不顾一切地渡河，指望与“国内军”取得联络，占领华沙城。 9月16日夜，贝林格亲自率领波兰第3步兵师一部发起了渡河作战。对岸的德军约有两个营兵力，支援火力包括120挺机枪、15门迫击炮、12门88毫米炮和30多辆突击炮。七拼八凑、装备恶劣的人民军根本无力突破对方坚固的防御，一时血流成河。到次日黎明，渡河作战完全失败，人民军没有在维斯瓦河西岸抢占任何立足点。直到几天之后，在苏联人的火炮支援下，人民军才在波尼亚托夫斯基桥的南北两端取得了进展，在西岸占领了一片纵深450米、宽800米的登陆场。9月18日晨，他们在登陆场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步兵连、一个师侦察连、两个迫击炮连、两个反坦克枪连、两个机枪连、两个营的炮兵部队和大量武器。到9月19日，第一支人民军侦察部队终于和奋战中的若利博什区“国内军”接上了头。 维斯瓦河登陆场之战是整个华沙起义以来最为激烈的战斗。为争夺维斯瓦河附近的一条小道，两军在22日激战了整整一天。德国人点燃了所有幸存的波兰房屋，大火持续了两个小时。波军由于前线损失惨重，后续支援又没有跟上，到当天黄昏，德军再度完全支配了华沙。 波兰永不灭亡 第三十一天至第六十天：“华沙正望眼欲穿”.. 在渡河作战中，波兰人民军损失达2000名以上，另有3660人受伤。为此，贝林格将军被撤职。普拉赫的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虽然渡河作战归于失败，但盟国的广播机器却称赞斯大林给予了被包围的波兰人“无限的援助”，是“不可多得的盟友”。塔斯社也把华沙城里曾经的“冒险分子”和“犯罪集团”捧上了天，虽然对正被困在若利博什和市中心狭窄包围圈里的博尔将军和他的部队来说，这种口头的恭维是不管用的。 9月13日以后，苏联飞机两度飞临华沙上空，投下了50吨武器和弹药。但他们没有使用降落伞，只是把物资装在袋子和木箱中投下，因此波兰人捡到的武器往往摔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使用。在整个行动期间，苏军共向波兰起义者空投了45毫米炮1门、冲锋枪1378支、50毫米迫击炮156门、反坦克枪505支、步枪170支、卡宾枪522支、德制步枪350支、45毫米炮弹300枚、50毫米迫击炮架37216个、反坦克枪弹57640发、步枪子弹1312600发、托卡列夫式手枪子弹1360984发、7.7毫米子弹75000发、驳壳枪子弹2606000发、巴拉贝伦自动手枪子弹312760发、手榴弹18428枚、德制手榴弹18270枚、50毫米迫击炮弹11658发、药品515公斤、电话机10部、电话电缆9600米、电话交换机1部、电话电池10箱、80型无后坐力炮电池22组、食品126681公斤。但空投物资中的弹药大多是依照苏联武器的口径制造的，很少能适合“国内军”使用的德制武器。 弹药和粮食即将告罄，“国内军”司令部期待着英美空军能尽快恢复空投。 9月18日晨，美国空军的110架B-17“空中堡垒”在148架战斗机护航下飞出了意大利南部。它们在华沙上空完成空投后，将降落在乌克兰的波尔塔瓦，随后飞返布林迪西。当编队飞临华沙上空时，到处都掀起了狂热的欢迎潮。幸存的“国内军”爬出了战壕，市民们走出了地下室，他们热烈地挥舞着手帕，向飞机报以欢迎的喊叫声。德军高射炮弹炸裂的碎片如雨点般降落在华沙街头，但却无法打消人们欢呼的声音。 1248个降落伞在华沙上空张了开来。降落伞晃荡着，把沉重的物资安全地送到地面。德国第9军司令部接到了警报，说增援波兰“国内军”的空降部队就要着陆了。他们惶恐了好一阵后，才发现只是一场虚惊。 波兰永不灭亡 第三十一天至第六十天：“华沙正望眼欲穿”.. 然而，空投地区大部分已经在德军的控制之下，加上为躲避猛烈的对空炮火，美国轰炸机编队不得不把高度增加到4000米，因而影响了空投精度。只有21个降落伞掉进起义军占领区，19个落到苏军阵地，其余都落入了德国人之手。而那一小部分投入“国内军”控制地区的物资，充其量也只够延长几天的战斗而已。 下一次大规模空投的时间定在10月1日，但波兰人还等得到那一天吗？ 维斯瓦河的战线安定下来后，巴赫-齐列夫斯基的部队得到了从普拉赫地区撤出的德军增援，紧接着夺取南部大包围圈的战斗打响了。德军突击部队的行动在攻击机支援下进行，首先自空中以炸弹和机炮反复攻击建筑物守军，随后步兵跟进。88毫米高炮和来自第19装甲师的坦克也向建筑物展开炮轰。新编的迫击炮队一个接一个地将起义者从地下室驱走。就这样，抵抗的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消灭了。 在最后的总攻开始前，德军照例劝告波兰人投降。然而，“国内军”若利博什区指挥官日维采利中校拒绝投降。他虽然身负重伤，但仍坚持指挥战斗，同时要求市民尽快撤退。 9月29日清晨，东方刚一发白，德军就展开了猛烈的炮击，坦克、突击炮和自行火炮齐刷刷地落在威尔逊广场周围。施密特上校指挥的步兵则紧随其后，奋力向前。 也是在这一天，波兰与苏联两军试图展开最后的协同作战。普拉赫地区的苏军炮火一度抑制了德军的攻击。罗科索夫斯基也通过无线电掌握着若利博什区“国内军”（2000名官兵和500名平民，其中30%的人有武器）的动向。但天不遂人愿，战斗还是以失败告终。就这样，德军成功地从南面控制了整个市区，就连长期坚持抵抗的莫科托夫区也举起了白旗。“国内军”的战略崩溃已经显而易见了。 博尔将军派巴赫诺夫斯基上校前往前线与德军联络，商讨和谈事宜。上校抵达前线之时，正逢德军对威尔逊广场展开坦克攻击。目睹了若利博什的惨状之后，他下令日维采利中校尽快投降。 10月4日下午6点15分，若利博什作为华沙最后一个还在战斗的街区，停止了抵抗。 9月28日晚，博尔向伦敦拍发了如下的电报：“倘若在今后数日之内，苏军还能继续展开进攻的话，我们尚可以尝试阻止市民的撤离，并再度拿起武器。否则” 波兰永不灭亡 第六十三天：10月3日上午8点整（1） 第六十三天：10月3日上午8点整 到1944年9月27日，除去市中心的大包围圈和已成强弩之末的若利博什外，整个华沙城里的起义军都被消灭了。市民们纷纷撤出仍在鏖战中的城区，孤立在市中心的“国内军”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其他还在抵抗的据点也纷纷举白旗投降。博尔有些心灰意冷。9月29日，他向伦敦发报：“我们的战斗已经到了最后阶段，看情况是非投降不可了。” 短短一天之后，巴赫-齐列夫斯基上将接到了施泰尔中将从城里发回的报告：博尔将军请求进行谈判。波兰人希望预先查看关押战俘的普鲁什库夫集中营，以便确信投降后的“国内军”能得到比较好的对待。巴赫-齐列夫斯基委托施泰尔全权负责谈判，谈判地点就设在普鲁什库夫。同时，为向国际舆论显示德方的公正性，巴赫-齐列夫斯基还主动提出，吸收波兰天主教会的大主教什拉戈夫斯基博士参加谈判。 9月29日，星期五。下午14点50分，3名波方谈判人员——“国内军”参谋博古斯拉夫斯基中校、红十字会会长塔尔诺夫斯卡娅伯爵夫人和一名医生穿过华沙市内的两军分界线，到达了普鲁什库夫管理委员会。谈判是在文雅得体的气氛中进行的，塔尔诺夫斯卡娅伯爵夫人首先提出：国际红十字会是否查看过普鲁什库夫集中营？红十字会寄来的食品分给了难民没有？德方对这些问题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许诺允许代表们查看载有“国内军”战俘的列车，以确认波兰人得到了战俘待遇。谈判结束后，3位代表又与大主教单独交谈了半小时。 翌日，即1944年9月30日晨，4名波兰代表来到巴赫-齐列夫斯基上将的指挥部，与德方商讨具体的投降事宜。对于德军要求波兰人迅速表态的意见，波兰代表声明：他们没有被授权签署协议，一切情况要向博尔将军报告，后者的决定将在天黑前确定下来。为此，德军宣布10月1日（星期天）自5点到19点实行全线停火，在这段期间内，波兰平民可以不受阻碍地离开华沙。 10月1日，德方履行了停火条件，所有集中营都做好了接收波兰平民和战俘的准备。但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多数波兰平民并没有撤出华沙。当晚，巴赫-齐列夫斯基在广播中宣称：如果波兰人不尽快撤走平民，准备投降，他将立即恢复作战行动。当夜，波兰人表示希望进行谈判。这次，蛮横的德国人没有再给他们任何面子。巴赫-齐列夫斯基声明：10月2日起恢复谈判，但内容不再涉及民政事务，仅限“国内军”的投降。并且要求谈判委员会获得签署协议的正式授权。 波兰永不灭亡 第六十三天：10月3日上午8点整（2） 10月2日，波方谈判人员再次来到巴赫-齐列夫斯基的指挥部。漫长的谈判持续了整整一天，入夜后，终于拟订出了书面投降条约。自10月2日德国时间20点整（华沙时间21点整）起，在华沙城内作战的所有波军和德军停止作战行动。波兰各部队士兵应在条约规定的时间内放下武器，以整队形式由长官率领，开往预定的集合地。波兰“国内军”军官可以保留冷兵器。“国内军”保证交还俘虏的德国士兵和被波兰当局扣留的德籍人员。所有波兰“国内军”士兵——包括8月1日以来被俘的“国内军”士兵——在作战行动结束后，按照日内瓦公约享有战俘待遇。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国内军”成员（不分性别）也享有以上权利。德方同意，不追究任何战俘在华沙起义期间或过去军事和政治活动所负的法律责任，此一条件也扩展到从战俘营释放后的时间。最后，德方还保证，不对在起义期间居住于华沙的市民进行大规模报复，不迫害在起义期间工作于波兰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参加过战斗和军事宣传的华沙市民。 10月3日上午8点整，在巴赫-齐列夫斯基的司令部举行了正式投降仪式。“国内军”主力集中于华沙理工大学体育场。博尔将军身穿便服，他的部下以及在这两个月中和他同甘共苦的其他人也都如此。自己损失了超过15200名官兵，另有5000人负伤，15000人投降和被俘。作为对波兰共和国首都华沙表达的最后的敬意，也是提醒那些在一旁等待的德国人注意波兰人不朽的民族独立精神，在简短的演说过后，博尔将军唱起了《波兰永不灭亡》。接着全场都跟着唱起来。在仪式的最后，波兰人齐声高呼：“伟大的波兰共和国万岁！” 4名“国内军”上校作为波方代表，与巴赫-齐列夫斯基上将等3名德方代表共同签署了投降书。历时63天的华沙起义终于以失败告终。次日清晨，“国内军”残存的3个步兵团（约9000人）全副武装，以密集的队形撤出了战斗区域。自10月4日起，残余的小股部队也相继退出市区，在郊外交出了武器。另有3500名士兵和平民不愿投降，通过下水道逃出了华沙城。 波兰永不灭亡 第六十三天：10月3日上午8点整（3） 1944年10月3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以简洁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事件的结局：“华沙起义已被镇压。经过几乎完全毁掉城市的数周战斗，孤立无援的起义者残余力量停止抵抗并投降了。” 华沙的悲剧不能单从军事角度来评价。在1944年秋天那些风云变幻的日子里，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事件。 无疑，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必须为这场起义的失败负重要责任。他们无视美英已与苏联结盟的世界政治新格局，仍然死抱着反俄罗斯和反布尔什维克的双重立场不放，希望通过突然袭击占领华沙，随后在整个总督区发动起义，抢在苏联人到来之前恢复独立的“自由波兰”国家，使生米煮成熟饭。在力量薄弱和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这场匆匆诞生的起义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导致拥有百万居民的华沙彻底成为一片废墟。华沙居民的死亡人数至少有18万，极可能超过20万。10455栋建筑物、923处历史古迹、25座教堂、14个图书馆、81所小学和初中、64所高中、2所大学（华沙大学和华沙理工大学）被彻底摧毁，直接经济损失按2005年币值计超过546亿美元。毫无疑问，这是自150年前（1794年10月）马切约维采城下惨败以来，波兰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在那次大战中，波兰民族起义领袖塔代乌什·柯希丘什科率领的武装被俄军彻底击溃，当时他说：“波兰完了。” 华沙起义的失败也是英国战时外交的惨败。伦敦的煽动家们鼓励波兰人民起义，号召进行公开斗争。BBC无数次用波兰语播放广播节目，指责国内的波兰军队还没有投入与德国人的斗争。华沙起义的信号也是从伦敦发出的。但在波兰人满怀着得到英国帮助的希望开始了斗争后，英国和美国人却只把他们在同一时期用于空袭德国城市的飞机中的极少部分用于支援波兰人的行动。这种行为完全符合英国人的性格，英国对波兰的承诺早在1939年的“静坐战”中就原形毕露了。这次只是英国人又出卖了他们一次而已。当历时63天的起义以失败告终时，英国报纸发表了无数深表同情的文字，丘吉尔以一贯富于煽动力的语调表达了他对“华沙英勇史诗”的敬意。在一片感人肺腑的肃穆气氛中，只有一家波兰电台尖刻地作出了回应：“你们这些给华沙签署了死亡判决书的人，请让华沙安息吧。” 波兰永不灭亡 第六十三天：10月3日上午8点整（4） 最后，华沙起义的失败也是斯大林冷血政治的失败。历史往往发生惊人的巧合。就在华沙起义爆发后三个星期，在它西边1400公里外，另一座和华沙一样美丽的城市，欧洲文明、文化和艺术之都——巴黎也发生了起义。美军也像苏军一样面临着供应线过长、补给不足的问题，美军内部也有激烈的反对意见，甚至主张远远地避开巴黎，把供养其250万市民的沉重包袱留给德国人，但是经过激烈的辩论，美军最终仍克服种种困难，拯救了巴黎。 历史上俄国对波兰的四次瓜分，以及对波兰独立意识的无情摧残和镇压，都决定了波兰民族不可能对俄国产生任何好感，一如抗日战争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对日本产生好感那样。不过，极端反苏的毕竟只是少数政治家和军队领袖。在7月下旬和起义爆发的最初几天里，绝大多数华沙市民是以解放在即的激动心情聆听维斯瓦河对岸俄国重炮炮声的，也是激动而高兴地注视着华沙市区上空苏联战斗机同德国飞机的交战的。但是到8月4日，除了德国大炮外一切归于沉寂，普通华沙民众和起义战士对按兵不动的苏联人的看法就改变了。如果苏军及早出动，华沙起义的惨痛失败也不会变成令波兰民族虽然自豪但也刻骨铭心的沉痛记忆。 波兰“国内军”的精华在华沙城中消灭殆尽的同时，西方盟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广大波兰人一度指望人民军能承担解放华沙的重任。但当“国内军”在起义最后的日子里绝望地进行最后的抵抗时，苏联却让他们失望了。显然，苏联需要的“新波兰”与波兰人希望恢复的那个“旧波兰”并不是一回事。 在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战前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合法地存在，而且相当强大，苏联最终还是把它们变成了标准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一点来看，波兰的情况也不会例外。如果起义成功，那么，虽然伦敦流亡政府和“国内军”暂时会获得声望，但日后苏联仍有可能建立起符合其利益的波兰新政府。 波兰永不灭亡 第六十三天：10月3日上午8点整（5） 1945年1月，苏联红军占领了已成一片废墟的华沙。此时，这座中欧名城85%的市区已经被德国人有计划地摧毁。70万以上波兰市民在过去的三个月里被赶出了家园。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与斯大林围绕着波兰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国内军”组织已经被消灭、苏军解放波兰全部领土已成既成事实，西方盟国被迫同意解散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其主要成员加入卢布林政府。这样，战后的波兰政府便形成了贝鲁特总统（工人党）和米科拉伊奇克（流亡政府）联合执政的局面。6月28日，波兰统一政府成立。7月6日，英国政府撤销对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承认。在1947年1月19日举行的波兰大选中，工人党大获全胜。流亡政府剩下的所有军队被撤销番号，米科拉伊奇克再度流亡伦敦。1948年，工人党和社会党左翼合并组成波兰统一工人党，实现了一党专政。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当上了新波兰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红极一时。 孤独的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继续存在了45年之久。虽然仅有爱尔兰和西班牙两个国家承认这个政府的合法性，但栖身于一所民宅中的波兰流亡政府成员们（包括1名总统、1名政府总理和8名内阁部长）依然坚信，历史终有云开日出的那一天。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是15万流亡全世界的原“国内军”老兵及其子孙。1989年春，波兰政局动荡，以瓦文萨为首的反对党“团结工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1990年，最后一任流亡政府总统卡索洛瓦斯基将自由波兰的象征——1935年宪法原本、政府总理印章、总统绶带和国旗交还到瓦文萨手中。卡索洛瓦斯基老泪纵横，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今日，当人们漫步于华沙街头，依旧可以看见古老的旧皇宫、华丽的克拉辛斯基宫和肖邦心脏的安息地圣十字教堂。那一度被改名为“希特勒广场”和“斯大林广场”的地方，再度恢复了“毕苏斯基广场”的旧名。 在漫长的欧洲历史上，这个国家屡次被强占、解体甚至瓜分，以至于没有所谓的国境可言，但恰恰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培养出了波兰的民族精神，波兰在业已被烧成焦黑的废墟中一次次死而复生。而且承担的压力越大，民族运动的火焰往往也越炽烈！每年8月1日华沙起义纪念日的早晨，在布吕赫宫所在的毕苏斯基广场波兰无名烈士墓前，依旧可以听见那发自内心的雄壮歌咏：“波兰永不灭亡”。 纳粹黄金 纳粹黄金，就像一道划过天空的闪电，带给人.. 第三帝国的神秘遗产 纳粹黄金，就像一道划过天空的闪电，带给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了许多争论和困惑，甚至在战后50多年，这些争论仍在继续。纳粹黄金便是其中之一。它的涉及面极广，大致上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存于梵蒂冈、瑞士、南美的银行，甚至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局；第二部分在战争期间被藏匿，用于纳粹的战后复兴；第三部分被逃脱制裁的纳粹高级将领据为己有；第四部分则被战胜国占有。目前对这些财富的数目存在很大分歧，并引起了很多争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财富的价值直至今天依然难以准确估算。此外，还有很多纳粹财富可能已被用于其战后复兴。 在第三帝国还未彻底崩溃之前，纳粹党上层官员就制订了周密的复兴计划。纳粹早有计划，把在战争中掠夺的财富运往其他国家隐藏起来。与此同时，盟国也在尽力寻回这些财富，然而他们直到1945年4月初才意识到这项任务的规模之大，形势之复杂。 1945年3月22日晚，乔治-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渡过了莱茵河，到4月4日中午已经占领了图林根地区的默克斯村。当天下午，盟军反谍报部门的一个特遣队盘问了附近地区的一些难民。他们从难民口中得知，在温德斯塔尔矿业公司的某座钾盐矿附近，有过不寻常的“活动”。盟军司令部在得到消息后，下令对该地区施行宵禁。 4月4日傍晚，一辆美军巡逻吉普车在默克斯村看到两名妇女违反宵禁令在街头行走，于是停下来对其进行盘问。她们自称是法国难民，其中一人即将分娩，要到邻近的基瑟尔巴赫村去找接生婆。美国士兵把该妇女带上吉普车，并送到了基瑟尔巴赫村。次日清晨，在送这两名妇女回家的路上，当吉普车路过凯瑟罗达矿井的井口时，美军士兵问这是一座什么矿。令他们大为惊讶的是，其中一名妇女指着那里说：“那就是藏金子的矿井。” 纳粹黄金 纳粹黄金，就像一道划过天空的闪电，带给人.. 当地美军指挥官拉塞尔中校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前往默克斯。经过询问难民，他确定了消息的真实性。此外，拉塞尔还得知，德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保罗-赖夫博士（他还兼任柏林国家美术馆的助理馆长）正在那里看护一些藏在矿井中的名画。拉塞尔接着盘问了矿上的大小官员，以及德国国家银行外汇部首席出纳员维尔纳-维克。维克向美军交代说，从1942年8月26日起，德国国家银行就把其黄金储备以及党卫军存在该银行账户上的掠夺财物（包括黄金、外汇和艺术品）藏到默克斯的矿井中。藏匿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1月27日，一共运来76批次财物。此外在1945年3月16日、20日和21日，德国东部地区的14家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将其藏品运到了那里。德国人曾想将默克斯宝藏转移到别处，但还没来得及筹集车辆，美军先头部队就已经到达了该地。 为了加强对矿井的保卫工作，拉塞尔下令在其周围拉起了军用电网。他起初命令第712坦克营前往默克斯，保卫矿井入口，但到晚上又发现了其他5个入口，一个营显然不足以担任警戒任务。于是赫伯特-厄内斯特少将命令，第773反坦克营和第357步兵团前往默克斯增援。拉塞尔还将这个矿的情况通知了美军第12军的指挥官。 7日清晨，这个矿井的所有入口均被发现，并派兵守卫。上午10点钟，拉塞尔和另两位美军军官，以及赖夫博士和矿上的官员从主坑道进入矿井。在离地面2200英尺的主隧道内，他们发现了堆放在墙边的550个大麻袋，里面全是德国马克钞票。再往里走是一堵三英尺厚的砖墙，中心是一扇厚重的钢制保险门，后面可能藏有一座地窖。此时巴顿的部队正闪电般地进入德国，急需人手执行战斗和占领任务。当他得知矿内只发现大量德国马克纸币而没有黄金的消息后，立即下令357步兵团撤离该矿，只留下第1营驻守。 18日清晨，拉塞尔、一名部队公关人员、摄影师、记者和第282战斗工兵营的工程师再次进入该矿，来到地窖前。现代化的钢门很难撬开，但是，保险门周围的砖墙很容易就用半根黄色炸药炸开了。 美国人发现他们进入了天方夜谭般的宝库。里面的景象难以用语言形容：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有照明的、宽23米、长45米的密室。里面有超过7000个作了标记的袋子，高度齐膝，足足码了20排，每排间距大约是1米。房间另一边有成捆的现钞，每捆的标签上都印有“梅尔默”的字样。这些箱子明显属于纳粹党卫军的化名账户。这是关于纳粹在欧洲所掠夺财富范围和复杂的首条线索。 纳粹黄金 纳粹黄金，就像一道划过天空的闪电，带给人.. 他们打开袋子，将这些财物列入清单：8198块金锭，55箱金砖（每箱2条，每条重10公斤），数百袋黄金器皿和制品，超过1300袋的金马克、金法郎和金镑，711袋20美元金币，来自15个其他国家的数百袋金银币，数百袋外汇钞票，9袋珍稀的古代金币，2380袋和1300箱的德国马克现金，面值达27.6亿，20块各重200公斤的银锭，40袋银条，63箱另55袋银盘子，1袋白金（内有6块白金锭），还有从不同国家掠夺的110袋钻石和珠宝。在其他的隧道里还发现了大量来自欧洲各国博物馆以及从私人那里抢来的珍贵艺术品：油画、版画、铅笔画、雕刻、古董钟表、集邮册??这些宝藏还揭露了纳粹的残忍性，在金制品中，包括数袋从灭绝营的囚犯口中拔掉的金牙。 巴顿注意到其中的外国货币和艺术品，迅速认识到这笔巨大的财富背后的政治性。他立即请求，将该笔财富交由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接管。艾森豪威尔任命伯恩斯坦上校为G5/SHAEF（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第5军管区，相当于今天德国中南部）的财政副主管。4月15日，在战斗机的护卫下，这些财宝由数百辆卡车运往法兰克福的德国国家银行。8月中旬，盟国对其进行了称量和估价。其中的黄金价值262213000美元、白银270469美元。另外还有一袋白金和8袋稀有金币没有进行估价。 1946年年初，默克斯宝藏中的货币黄金（金砖、金条和金币）被移交给盟国战争赔款委员会，最后交给美英法三国黄金归还委员会。他们负责将这些黄金尽快交还给受害国的中央银行。 在欧洲找到的其他纳粹宝藏都无法与默克斯宝藏匹敌。另一笔规模近似的宝藏是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政权掠夺的黄金，但这批黄金最终并没有被找到。有迹象表明，它们极有可能被梵蒂冈和中央情报局秘密运出了欧洲。这份宝藏究竟有多少留在梵蒂冈，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还发现了几处规模较小的纳粹藏宝。纳粹曾经在这里设立了坚固的“人民堡垒”，试图进行最后的抵抗。 人们对于默克斯宝藏的具体价值并不存在分歧。争论在于这些宝藏的来源，以及后来是如何处理的。另一个谜团是这份宝藏在纳粹掠夺的巨大财富中占多大比重。 纳粹黄金 纳粹黄金，就像一道划过天空的闪电，带给人.. 如果想对纳粹所掠夺的财富价值做一个估测，可以用“二战”时纳粹贸易伙伴国的黄金储量作为参考。在战争期间，一些国家在中立国的保护伞下与纳粹继续进行贸易往来。下面的表格列出了这几个主要贸易国黄金储量的变化（单位为百万美元）。 国家1939年储量1943年储量增长 西班牙4210462 瑞典160456294 土耳其88221234 葡萄牙79.5447.1（1945）367.6 瑞士5031040537 当然，这些国家黄金储量的增长并非只与纳粹有关，因为盟国也曾与这些中立国进行贸易。 中立国从纳粹方面接受好处的另一个证据来自瑞士各银行向瑞士财政部申报的总账。它从1941年的3.32亿美元猛增至1945年的8.46亿美元。其中至少有5亿美元来自纳粹德国。这个数字与克林顿时期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相吻合。该报告指出，“二战”期间瑞士曾经接收了价值4.4亿美元的纳粹黄金，其中3.16亿是纳粹从别国掠夺的。另外还有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从德国国家银行转到了两家商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意志银行。这批黄金随后被卖到土耳其以换取外汇。报告还指出，另有超过3亿美元的黄金通过瑞士的中转，分别流入了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 考虑到南美在战后是纳粹残余分子的主要避难所，这些国家尤其是阿根廷黄金储量的变化也很说明问题。阿根廷的黄金储量从1940年的313.83吨增长到1945年的1064吨，增加了6.35亿美元。同样，巴西的黄金储量从1940的45吨增长到1945年的314吨，价值为2.66亿美元。 盟国方面，英国在开战后没有与纳粹德国进行过贸易，因此也没有纳粹黄金流入英国和英联邦。法国在投降后基本处于被掠夺的地位，可以忽略不计。美国参战前，其商人由于国会立法的原因也被禁止同德国进行贸易。唯一在“二战”爆发后与纳粹德国进行过大规模贸易的是苏联，但两国间的贸易主要以易货和记账的方式进行，也与纳粹黄金无关，因此本文不再对其进行深入讨论。 从以上数字中可以得知部分纳粹黄金的最终下落。然而战争结束前已被运出德国，用于纳粹复兴计划的那部分黄金，至今下落不明，其价值也不为人知。 纳粹黄金 “安全港计划”及美国情报官员与纳粹的勾结.. “安全港计划”及美国情报官员与纳粹的勾结 迄今为止，“安全港计划”是盟国搜寻并返还纳粹掠夺财富的最大计划。该计划在1944年5月5日由美国财政部外国经济管理局局长克鲁利提出。由于该计划涉及了两个老对头——财政部和国务院，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该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阻挠，并妨害了对纳粹战犯的起诉以及德国的非纳粹化。 在讨论该计划之前，先回顾一下盟国为了追回纳粹黄金所采取的种种方法和措施。 为防止纳粹掠夺，波兰第一个采取了行动。在德国入侵之前，波兰中央银行已将其黄金转移到了罗马尼亚。然而此后不久，罗马尼亚也加入了轴心国，波兰的黄金储备因此便落入了纳粹手中。 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也采取了相似的黄金转移行动。法国在沦陷前夕，用巡洋舰将法兰西银行的2229吨黄金运到了法属马提尼克岛，后来这批黄金被美国接管。挪威中央银行的黄金则在德国入侵后用英国驱逐舰运到了伦敦。荷兰政府在德国入侵一小时内也将其央行黄金储备装船运往英格兰。不幸的是其中一艘船在离岸不远处触雷沉没。那艘船上装了11吨黄金，纳粹后来打捞了其中大部分黄金。 1939年年末，比利时政府委托法兰西银行保管其国家银行的300吨黄金。德国入侵低地国家后不久，比利时就督促法国将其黄金运往英国。然而，法国却将这些黄金运往法属西非的达喀尔。德国在与维希政权进行谈判后接管了这些黄金（“二战”结束后法国全额赔偿了这批黄金，不过，法兰西银行的信用和法国的国家信誉因此而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南斯拉夫、希腊、丹麦以及战争后期的意大利和匈牙利未能来得及采取措施，其黄金储备均被纳粹霸占了。这样，除了法国、挪威的黄金和荷兰的一部分黄金外，各被占领国中央银行的巨额黄金全部落入了德国手中。 美国对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1940年4月10日罗斯福签署了第8389号总统令。该命令首先冻结了挪威与荷兰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随后是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也包括中国和日本的财产。1942年7月，美国还颁布了一个黑名单。任何上了这份名单的个人或公司，其在美国的一切贸易活动都会被禁止。他们被认为已对美国的国防造成了威胁。随着战争的继续，这份名单上的名字也在不断增加，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增至数千个。 纳粹黄金 “安全港计划”及美国情报官员与纳粹的勾结.. 1943年5月，盟国发布了《伦敦宣言》。该宣言声明，盟国将不再承认被占领国家的任何资产转移为合法。因为盟国已经意识到纳粹正在以武力强迫被占领国的国民，将他们的财产以买卖或者转让的方式转给他们。到那时为止，纳粹一直在千方百计地使这些交易合法化。1944年2月22日，美国发表了《黄金买卖声明》，宣布美国将不再承认任何涉及轴心国所掠夺的黄金的交易。美国进一步表示，将不会再从任何一个未与轴心国断绝关系的国家购买黄金。英国和苏联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该年7月，盟国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要求中立国家禁止任何被占领国的资产的安置或转移。8月14日，英、美与瑞士签署了战时贸易协定，要求瑞士减少与纳粹的贸易往来。12月6日，“安全港计划”出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做出了强迫德国对战争受害者进行赔偿的决议。这次会议也为盟国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安全港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除了其直接目的——强迫中立国家停止与纳粹的贸易往来外，它还有其他几个目的：限制德国向其他周边国家的经济渗透，阻止德国强占中立国的资产，确保德国的资产用于战后赔偿和欧洲战后重建，阻止那些已经被列入战犯名单的纳粹集团高级人物逃离德国。尽管“安全港计划”宏大而野心勃勃，但却面临着严重的人员短缺问题。直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美国特工在执行“安全港计划”时仍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搜寻战略情报上，而且也一直缺少训练有素的特工。其次，“安全港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之间长期争执的影响，在需要采取严格措施时又受到英国方面犹豫不决的影响。最后，“安全港计划”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立国的意愿，即他们是否按盟国的要求自觉停止与纳粹之间的贸易往来。 1944年5月，美国财政部法律顾问特别助理赛缪尔-克劳斯提议，成立一个调查团前往中立国，调查被纳粹转移和隐藏的财产。从8月到10月，他先后调研了伦敦、斯德哥尔摩、马德里、巴塞罗那和比尔巴鄂，督促“安全港计划”的实施。但调查团最终取消了瑞士和葡萄牙的行程，那么，他们所取得的效果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在最终的总结报告中，克劳斯概括了他对当前所关注地区的看法：“‘安全港计划’针对的仅仅是最窄的层面——纳粹的资本。这笔资本目前已显得次要。最重要的是纳粹现在正利用中立国来转移资产、技术及研究成果，以使其在将来某个合适的时候成为纳粹复兴的基础。纳粹所隐藏的珠宝和名画是我们次要的追查目标。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法本化学公司潜逃到西班牙的化工专家、西门子公司逃往瑞典的电气专家，以及潜逃到阿根廷的德国军事科学家。他们才是‘安全港计划’中最重要的环节。” 纳粹黄金 “安全港计划”及美国情报官员与纳粹的勾结.. 克劳斯认识到西班牙的形势最为棘手。美国驻西大使海斯根本不支持财政部在西班牙的调查工作。他曾经成功地阻止了西班牙加入轴心国，但他对佛朗哥政权的好感完全是个错误。正如希特勒所承认的，纳粹不但需要像瑞士这样的中立国为他们洗钱，也需要像西班牙这样的中立国作为他们进口战略物资的优良港口。 海斯也意识到纳粹通过西班牙进口石油的问题。他在1943年2月26日向国内报告说，西班牙现存的汽油和原油远远超过其正常需要。而提供这些石油产品的正是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在南美和墨西哥的油田。实际上在1940年美国宣布石油出口禁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孚公司的油船依然挂着巴拿马国旗往来于委内瑞拉和西班牙之间。对于罗斯福政府来说，这是个棘手的问题。若强迫美孚公司停止对西班牙的运输，则极有可能导致该公司同时停止对美国政府的供给，因为美孚石油公司确实曾经威胁过要中断对本国的石油供应。其次，若美国国民知道他们在战时配给体制下省出的石油正被一家美国公司运给纳粹，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抗议。事实上，愤怒的美国民众确实在1942年袭击了停泊在得克萨斯各港口的西班牙油船。那同时也可能引起军队的骚乱，因为许多海军士兵正在为开往西班牙的油船护航。 在罗斯福的监督下，向西班牙的石油运输继续进行，不过再也没有超出西班牙本身的需求量。他对此评论道：“如果你足够富有的话，即使叛国也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罪过。” 按照原计划，“安全港计划”应完全由FEA来执行，财政与信息方面的指导由财政部负责，国务院则负责政策的确定工作。然而由于财政部与国务院的紧张敌对关系以及与英国方面的分歧，FEA的地位被严重削弱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第六项决议使“安全港计划”有了安全的法律基础。这份决议来源于波兰与法国共同提出的关于冻结中立国资金的提案，目的是为了防止纳粹使用他们所掠夺的财富。12月2日，财政部、国务院和FEA共同认可了参与“安全港计划”的其他机构的角色。每一个机构都被授予一定的自主权，所有情报和数据资料在伦敦集中后统一处理。 纳粹黄金 “安全港计划”及美国情报官员与纳粹的勾结.. 1944年秋，FEA和国务院在如何对待中立国的问题上存在的长期矛盾终于爆发。FEA要继续保持对中立国的监管与控制，而国务院则主张在对峙局面结束后就取消经济封锁。这次国务院占了上风。1944年10月，财政部长摩根索和顾问奥康奈尔就向设在中立国的使馆增派训练有素的财政部特工问题达成了一致。1944年12月6日，国务院向美国各外交使团发布了酝酿已久的关于“安全港行动”的指示。该行动的情报资料收集和评估工作主要由战略情报局负责。其中X2分部（反情报部门）负责像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比较重要的中立国，特别是有关纳粹将其掠夺资产转至国外的活动。 在这种局面下，“安全港计划”能否顺利地实施，完全取决于战略情报局负责人的为人与品格。像驻西班牙大使一样，战略情报局在瑞士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1953年至1962年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是一个典型的亲纳粹美国人。他早在战前便已涉嫌与纳粹党官员以及德国实业家有牵连。已解密的文件表明，斯洛文尼亚的主教罗兹曼在战时曾试图帮纳粹秘密转移保存在瑞士银行的巨额纳粹黄金和外汇，而且打的是帮盟国取得这笔财产的旗号。他在杜勒斯及其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伯尔尼，通过盟国特工人员的协助取出了这笔资金。但罗兹曼随即把这笔钱偷偷运给了在阿根廷的纳粹朋友。 这次行动仅仅是冰山一角。1945年，美国财政部指控杜勒斯曾经参与匈牙利银行和瑞士银行之间的洗钱活动。他的手下吉斯维乌斯也受到了类似的指控。吉斯维乌斯曾经作为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在德国国家银行工作过。国务院马上从财政部手里接管了这个案子，随后调查活动变得悄无声息并很快终止了。事实上，“二战”期间杜勒斯在伯尔尼的职业生涯可以概括为“数宗洗钱大案”。在纳粹特工告知杜勒斯，他在瑞士银行的账号密码已被盟国特工破解之后，他通过梵蒂冈驻日特使将其交易转入了比利时、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的几家银行。战后，这些国家的银行都拒绝盟国调查员察看其银行账目。 长期以来，杜勒斯一直将德国看作是对抗苏联的“防疫地带”。另一位年轻的战略情报局特工凯西与杜勒斯有同样的想法。法国和低地国家解放后，他在那里为战略情报局工作。在一篇发自巴黎的报告中，凯西称“安全港行动”值得大量投入，尤其是日后它将对德国金融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凯西在成为里根总统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前，曾经在华尔街工作。 纳粹黄金 鲍曼的“火场计划”（1） 鲍曼的“火场计划” 据英国战时经济部评估，默克斯的黄金宝藏仅占德国全部黄金的20%。根据1945年8月英格兰银行的估计，被占领国最多能从德国索回58%的被掠黄金。这还仅仅是中央银行的索赔，不包括私人的黄金。那么，其余的被掠黄金在哪里？ 为了探寻那些丢失的黄金，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再看一下纳粹德国的战后复兴计划。 这个计划的关键人物便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他曾经爬到纳粹党第三号人物的地位。1944年8月10日，鲍曼召集党卫军和军备部的领导人，在斯特拉斯堡的红宫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与会者还有克虏伯、蒂森、西门子等财阀的代表，以及大众汽车、梅塞施密特公司的领导人。虽然鲍曼本人并没有出席，但是以希特勒的名义对该会议的讨论内容做出了指示：为纳粹的战后复兴做出安排。德国财政部事后收到了该会议的抄本。主持会议的党卫军将军兼赫姆斯多夫-肖恩堡公司主管施义德博士下令，将法国境内所有工厂和工业原料立即疏散，运回德国，并承认在法国的战斗已经失败。军备部代表博斯博士则声称，纳粹政府将投入大量资金来确保德国工业家海外资产的安全。博斯博士建议那些工业家用两家瑞士银行进行资本转移：瑞士信贷银行和巴塞尔商业银行。他还建议德国工业家迅速抛售在国内的资产和马克现金，进而通过瑞士工业家来购买外国的公司股份和债券（需向其支付5%的佣金）。从1944年8月到1945年6月，纳粹党及其工业巨头利用这种方法在中立国购买了750家企业。这些企业遍布全球，领域宽广，从钢铁、化工、电气到食品、制药和纺织，无所不包。企业分布如下：瑞士234家、瑞典233家、西班牙112家、阿根廷98家、葡萄牙58家、土耳其35家。 纳粹黄金 鲍曼的“火场计划”（2） 从盟国在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刻起，鲍曼便知道纳粹必将战败。他花了9个月的时间来布置纳粹流动资产的出逃计划，并将负责实施该计划的间谍以德国企业技术员和主管的身份安置在了中立国。他还命令德国的贸易商与其中立国的合作伙伴实施“双价系统”——德国向这些国家出口的商品在银行业务结束时以低价结算，中立国进口商的账册上则以高价结算。德国进口的货物则正好相反，德国银行支付高价，外国出口商则以低价记账。这里面的差价作为中立国欠德国的债务被存在当地的银行。鲍曼靠这种方法积累了大约1800万瑞典克朗和1200万土耳其里拉的现金。 鲍曼还用其他方法来转移纳粹资产。他使用纳粹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提供的外交邮袋，每月两次把黄金、钻石、股票和债券送到瑞典，并用类似手法将更多贵重物品运至南美洲。除了他本人的“火场计划”以外，他还允许其他纳粹高官通过同样的渠道来转移自己的贵重物品。 到1941年为止，德国资本在170家美国企业里掌握了多数股份，同时持有另外108家美国企业的股票。这些企业有些是法本化学康采恩的成员（美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则达4.2亿美元）。由于鲍曼的资金转移计划进展顺利，他重新允许德国工业家购买美国股票。 收购美国股票的行动通常经中立国来操作，基本上是瑞士和阿根廷。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巨额外汇资金被存放在纽约的数家银行，如花旗银行、大通银行、汉华实业银行、摩根保证信托银行等等。纳粹以这种方式收购了超过5亿美元的美国股票。 除了瑞士中间人外，一些美国大公司还同“火场计划”直接进行了合作。根据美国国会的调查，美孚石油公司一直和德国公司，尤其是法本化学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欧洲战争爆发后，法本曾紧急转让给美孚公司2000多项外国专利。以哈里·杜鲁门为首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1941年提出了一份报告，指控美孚石油公司不仅不顾国务院抗议，继续向轴心国出售燃料，而且还向德国公司提供其他大量战略物资，并秘密吸收德国资本。该报告宣布：“很难把美孚石油公司看作是美国的商业机构。它是敌国的一个敌对而又危险的代理商。”英国特种行动协调局曾在战时出版了一本书：《启示录续篇：你怎样为希特勒的战争付钱》。该书详细介绍了美孚同法本及其纳粹后台的合作，以及德国及其数十家美洲傀儡公司同其他美国大公司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这本书在加拿大印刷，后偷运到美国。美孚公司董事会曾悬赏查找此书的出处和作者，但是一无所获。 纳粹黄金 鲍曼的“火场计划”（3） 纳粹这项收购美国企业的计划之所以获得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归功于美国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惧怕。在纽伦堡审判中，法本化学的主管人员施密茨曾称赞鲍曼在全球范围内藏匿德国资产的方式。施密茨在审讯中说道：“我们有一个可行的计划。无论如何我不相信我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会被你们长期拘留。美国方面有人通知过，我们在被释放之前必须经受一个调查程序。我们在华盛顿有极好的关系。” “我们在华盛顿有极好的关系”，这句话给美国人之外的审讯官敲响了警钟。这是华盛顿当权者与纳粹战争机器合作的直接证据。但是，盟国法官没有权力跑到美国去追查纳粹的合作者，尤其是他们通常身居高位。施密茨为他的失言付出了小小的代价，被判了4年徒刑。但是后来他被提前释放，并且在德国的化学工业界中重新获得了很高的地位。 当然，尽管有鲍曼的精心安排，但是，克虏伯和法本这些曾扶植纳粹上台并支持其战争政策的康采恩还是没能原样保存下来。它们太大、太显眼，还因在灭绝营里残酷使用奴隶劳工而臭名昭著。克虏伯的子公司被盟国层层剥离，再也没有恢复到过去的规模。法本被拆分成拜尔、巴斯夫和赫希斯特三家公司，脱身一变甩掉了两手血污，又成了受人尊重的世界级大公司。今天的人们在购买蒂森-克虏伯的机电产品或拜尔公司的阿司匹林时，不会想到这些公司的前身在60年前曾为纳粹生产过大炮、炸弹和用于灭绝人类的齐克隆B。盟国在战后保存的这些德国企业也成了德国复兴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说，鲍曼的梦想部分得到了实现。 纳粹黄金 寻找纳粹藏金（1） 寻找纳粹藏金 意识到纳粹德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向中立国转移掠夺的财产后，英国和其他盟国在战时进行了多次会谈。1945年1月15日，盟国发表了关于剥夺敌占区和敌控区财产的联合宣言，包括英国在内的16个国家在宣言上签了字。该宣言称，签约国有宣布任何与被占领国有关的资产贸易无效的权力。但该宣言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都对其能否达到预期目的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它必将恶化盟国与中立国的战时关系。 现在把话题转回默克斯的宝藏。据已经缴获的德国文件表明，自1940年以来，纳粹党积累了约10亿美元的财富，按照不同的折算标准（购买力或黄金等价），相当于今天的200亿到1200亿美元。其中最令盟国追查人员感到棘手的是党卫军在德国国家银行开设的“梅尔默”和“马克斯·海利格”这两个巨额纳粹账户。国家银行贵重金属部门负责人艾伯特·托马斯向盟国解释说，德国国防军在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一直归帝国中央统计局或者财政部所有。而党卫军的缴获品，包括从集中营的灭绝营里抢来的全部贵金属、纸币、珠宝和衣物，则存入国家银行的这两个专门账户中。所有的战利品都先存到梅尔默账户，经银行人员评估、分类后再转移到海利格账户上。整个德国国家银行只有5个人有权处理海利格账户：行长沃尔特·丰克、副行长普厄、出纳部总监克罗普、出纳主管弗兰克·涅希特以及艾伯特·托马斯。普厄除了担任德国国家银行副行长外，还是国际清算银行的德方主管之一。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于1930年，总部在瑞士巴塞尔，其成员为“一战”胜利国的中央银行，任务是对德国“一战”赔偿进行结算。 梅尔默账户的存在，意味着可能还有其他党卫军账户以私人的名义存在世界各地的银行中。到战争后期，纳粹军队里上校以上级别的人或多或少都曾经在占领区聚敛过自己的财产。某些私有财产（尤其是戈林的那些庞大产业）是与国家财产混为一体的，他们通过这种公私不分的糊涂账来侵吞德国及抢来的外国财产。 纳粹黄金 寻找纳粹藏金（2） 美军在占领默克斯后，迅速向柏林和捷克方向逼进。与此同时，残余的纳粹奋力把德国国家银行余下的财产运往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这也是他们为保住这些财产所做的最后努力。许多纳粹高官为保住其私人财产也逃往了那里，例如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头头恩斯特·卡尔登布隆纳。目前仅存的一份文件记录了卡尔登布隆纳运往阿尔卑斯地区的私人财产：50箱金币与金制品（每箱重200磅），200万美元，200万瑞士法郎，5箱钻石珠宝，价值500万金马克的邮票收藏品，重110磅的金砖。戈林也将其私人财物运往了那个地区，其中包括数目惊人的上好年份的葡萄酒。 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与现金并不是全被运到了默克斯。有一部分被留在柏林，用作军费和其他开销。这部分财产包括730块金砖和数百万枚20马克金币，总价值约2000万美元，此外还有数目惊人的大量纸币。苏军攻克柏林前夕，在该城固守的纳粹留下了其中价值约350万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将其余的财宝用代号为“鹰”和“寒鸦”的两列特别专列运往南部巴伐利亚。由于盟军的快速逼近和空中袭击，这两列火车无法到达目的地慕尼黑。4月16日，火车被困在了离捷克斯洛伐克城市比尔森大约十公里的地方，部分财宝在那里被装上卡车运往慕尼黑。4月19日，两列专列抵达慕尼黑以南大约50英里的佩森堡，又用卡车运走了一部分财宝。剩下的财宝原本打算藏到当地的一个铅矿里，但这个铅矿已经断电，还被水淹了。德国国家银行行长丰克接到报告后，下令将这些财宝用卡车运到一个叫米滕瓦尔德的小城。这些财宝包括金砖365袋（每袋2块，包装方法与规格与默克斯藏金相同），9箱秘密档案，4箱银条，2袋金币，6箱丹麦纸币，94袋外汇，34块印钞版和大量的印钞纸。 如前面所说，第二笔财产被运走之后，仍有一小部分国家银行的黄金和外汇留在了柏林。卡尔登布隆纳命令党卫军部队将其强占，揣着这些东西也逃向了南方。在纳粹最后的日子里，卡尔登布隆纳还将部分截留的财宝分给了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军官们。例如，著名的党卫军上校奥托·斯科尔兹内就得到了两笔款子：一笔是价值约900万美元的黄金、钻石和现金，这笔钱后来在藏匿地被美军发现后又神秘地丢失了；另一笔包括5万金法郎、1万西班牙金币、5000美元、5000瑞士法郎和500万德国马克。斯科尔兹内将其藏在奥地利的提罗尔，这笔钱再也没能被盟国追回。战后斯科尔兹内在西班牙露面，并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他在那里一面维持纳粹高官逃往南美的秘密通道，一面做军火生意。美国情报机关到1950年才查清斯科尔兹内侵吞了大量财富。 纳粹黄金 寻找纳粹藏金（3） 从1945年4月19日开始，美国军方组织的“淘金队”开始全面出击，寻找藏匿在德国和奥地利各处的纳粹宝藏。这支队伍由G5/SHAEF的财政副主管伯恩斯坦上校及其助手菲舍尔中校和杜波伊斯中校领导，并由普厄和托马斯协助。4月26日，美军探宝人员在哈勒的国家银行分部找到了35袋外国金币，包括100万金瑞士法郎和25万金元，随后又在邻近的普劳恩发现了65袋外汇，价值大约100万美元。4月27日，他们得知在奥厄还有82块金砖，但仍在德军的严密保卫之下。4月28日，他们又发现了600多块金锭和500箱银锭，这是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储备。4月29日，他们在埃施韦希发现了82块金砖，第二天又在科堡城的一个粪堆下发现了82块金砖，5月1日在纽伦堡找到了34箱零2袋外国黄金。所有这些财宝全部被运到了法兰克福，存放于美国陆军外汇存放处（负责人亦为伯恩斯坦上校）在德国国家银行法兰克福分行征用的金库里，并登记在册。“淘金队”还通过悬赏等途径在德国中部图林根地区发掘出好几个宝藏，其中一处小型宝藏包括19袋金币和金砖，总价值约11722美元，以及160179美元和96614英镑纸币。在德国和奥地利，像这种小型宝藏还有许多。 通过审讯和查阅缴获档案，“淘金队”得知，德国国家银行在各地的支行里储存着价值1700万美元的黄金。除了约600万美元的黄金被苏联人和“淘金队”发现以外，其余1100万美元的黄金已被运往德国南部。5月初，伯恩斯坦奉召返回华盛顿，与杜鲁门总统商讨战后在德国推行的“反卡特尔化”计划。杜布瓦中校接管了他在德国南部的寻宝工作。直到6月7日，“淘金队”才在德国南部发现，其他一些黄金。由威廉·盖勒少校领导的先遣队总共找回了782块金砖。不过，这个数字与预先的估计相差甚远。 除了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外，一位专门负责审问德国外交官员的美国检察官坎普纳还在一份报告中谈到了德国外交部黄金的问题：“在对纳粹外交官的审讯结束后，我们确认，德国外交部还有一批大约重达150吨的黄金，专门由里宾特洛甫掌管。这笔黄金有可能仍在前德国外交部官员的手中，用于对抗盟国。他们现在分布于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阿根廷、瑞典和瑞士，他们正过着优越的生活。 纳粹黄金 寻找纳粹藏金（4） 应该注意的是，负责这些黄金的除了上述外交官员外，还有里宾特洛甫的一个妹夫。在这150吨黄金中，有11吨在1945年被迅速运离柏林：6.5吨黄金运到里宾特洛甫在奥地利富施的别墅，此时属于美国军管区。据称其中大部分已被转交给该地的美军。然而在纽伦堡的德国外交部官员声称，这部分黄金要少于实际运往富施的数量。2吨运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现已成为英占区）的黄金，声称已交给英军。3吨黄金运到了德国南部的康斯坦茨湖地区，其中约0.66吨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天，由德国前外长冯·牛赖特的儿子运到了瑞士的伯尔尼。 “在1943年到1945年间，另有大约40到50吨黄金被运到了中立国的德国使馆：马德里10吨，斯德哥尔摩1.5吨，伯尔尼0.75吨，安卡拉约10吨，里斯本数量不明。我已调查了数百名德国外交官，包括大使、使馆秘书、外交部财政和人事官员，因此我可以肯定以上的统计是极为可靠的。但据我所知，有两个重要问题却从未被调查核实过。第一，这些黄金是否已被追回。第二，在战争结束时，由德国外交部官员转交给盟国当局的那部分黄金，是否与我调查的相一致。外交部在黄金案件的调查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强调这批失落黄金的重要性与危险性，但至今没有人去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我在纽伦堡有繁重的庭审工作，我不可能对这个案件投入过多精力，况且这个案件并不涉及战争犯罪。然而在这个严峻的时期，这批黄金决不能被进一步忽视，因为其中的大部分已落入一些无耻的纳粹机会主义者手里。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世界各地形成一股邪恶力量。这样将给世界造成很大的祸害??” 现在已经查清的是，里宾特洛甫的黄金有4吨多一点被发现并交给了盟国，另有6.5吨黄金在被盟军发现后却不知所踪了。按照对德国外交官员的庭审记录，有大批黄金在1945年6月15日被转交给了美军第三军或第七军。奇怪的是，今天的盟国占领区记录册上却没有这批价值1.8亿美元的黄金。纽伦堡审判结束后，坎普纳继续搜寻这批失踪的黄金。1950年，他游说国会授权调查这个案件，可国会并没给他任何回复。 德国国家银行黄金储备的半数依然不知所踪。毫无疑问，鲍曼已将其中一部分运出了德国，剩下的则被纳粹高级军官和美军掠夺。而国家银行黄金的绝大部分可能早已在战时花掉，用于从中立国购买军需品和制造武器的原材料。 纳粹黄金 瑞典与纳粹黄金（1） 瑞典与纳粹黄金 总体来说，瑞典的中立除经济活动外无可指责。它不但为盟国情报人员和丹麦及挪威抵抗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方便，还接收了绝大多数丹麦犹太人前来避难。而且，瑞典红十字会在战争期间为欧洲难民提供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另一方面，瑞典是纳粹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其优质铁矿砂（可以生产出高级合金钢）对德国的国防生产尤其重要。希特勒甚至为此推迟了对西欧的入侵，首先占领了丹麦和挪威，以确保铁矿砂的运输安全。要知道丹麦和挪威也曾是中立国。瑞典在“二战”中以中立身份保护自己的安全时，不能不时常想到这一点：只要希特勒觉得有战略上的需要，他随时可以入侵瑞典。 瑞典轴承公司在战时向德国出口了大量滚珠轴承。由于美国同样依靠该公司的轴承，这就又给美国出了个难题。如果对该公司及瑞典施加制裁，极可能引起它的报复，限制对美国轴承的出口，并中断军需品生产。如果在战争中夺取该公司的工厂，就只会促使罗斯福的评论家们发出对现今政府内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日益猖獗的指责。留给美国的选择还有让瑞典轴承公司继续正常运营，这也是美国政府最后决定采取的措施。这样，无论谁赢得这场战争，该公司都会是最后的赢家。 瓦伦堡家族旗下的“斯德哥尔摩私人银行”与一家外国银行建立良好的关系。据“安全港计划”的档案显示，美国已经追踪调查瓦伦堡家族与纳粹之间的活动很多年了。1945年2月，摩根索在写给新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信中，指控该银行正在无须担保的情况下提供给纳粹大量贷款，并帮助德国资本家在美国的工业界秘密投资，而且还与大批的黑市外汇交易案有牵连。摩根索认定，瓦伦堡家族的族长、瑞德长期合作贸易委员会会长雅各布·瓦伦堡是纳粹坚定的拥护者。他在1944年曾将在汉堡的一个瑞典工厂卖给德国人来换取黄金。他弟弟马尔库斯·瓦伦堡身为英瑞贸易合作会会员，也并非真正支持盟国。瓦伦堡家族在轴心国和盟国之间扮演着双重角色，就像瑞典轴承公司一样。 1944年，英国和美国开始将瑞典列入“安全港计划”。英国只要求限制瑞典的黄金买卖，而美国希望把其他资产交易也包括在内。为了使瑞典能与之合作，美国以签订战后贸易协定为吸引条件。瑞典国会表示支持该计划。从1945年2月起，瑞典开始清算其黄金和外汇，以查出其中有多少与纳粹有关联。1945年夏，瑞典通过了多项决议，控制德国资产，限制其买卖和分散转移，并将审查范围扩大至所有类型的资产。1946年1月，在盟国的督促之下，瑞典将法律规定的审查范围扩大至德国下属的子公司。1945年11月，瑞典发给美国财政部一份关于黄金交易的报告。从该报告中，财政部断定，瑞典接受了纳粹从比利时掠夺的价值2270万美元的黄金，后来经过再次审核，这个数额降至1700万美元。 纳粹黄金 瑞典与纳粹黄金（2） 1946年2月11日，美国驻瑞典大使馆通知瑞典政府，瑞典应将在其境内的德国财产所有权交给盟国驻德占领军当局，并邀请瑞典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商讨此事。瑞典对此极为关注，同意参加会谈。4月5日，瑞典通告美国使馆，盟国的要求必须交由瑞典国会讨论，而且该条款很可能会被否决，因为盟国的要求不符合国际法，侵犯了私有财产权。此外瑞典还要求解除对其美国境内财产的冻结，并且准许盟军检查在德国境内的瑞典资产，可是盟国并未同意。5月29日，正式谈判在华盛顿举行。美方代表团的领导是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局副局长鲁宾，瑞典代表团由松德斯特鲁姆法官领导。 谈判双方的争论点在于盟国要求接管纳粹资产的合法性。经过激烈的争论，双方最终在7月18日达成一致协议。据估算，在瑞典有3.78亿克朗（9070万美元）的德国资产。瑞典同意作如下分配：5000万克朗（1250万美元）的德国财产交给国际难民委员会（即后来的国际难民组织）。7500万克朗（1800万美元）扣除英、法、美三国的赔款份额后交给盟国赔偿委员会。1.5亿克朗（3600万美元）的德国财产用于援助德国，预防疾病和动乱的发生，剩下的用于盟国从瑞典及其他国家购买必备品，以恢复德国经济。此外，该协定还允许瑞典派一个代表团前往德国的英、美、法占领区，接收瑞典在德国的资产，将瑞典在美国的价值约2亿美元的资产解冻，并同意将瑞典公司从贸易黑名单上除去。盟国保留向瑞典索要德国政府在瑞典财产的权利。 协定要求瑞典赔偿的数额为7555.32664公斤纯金（价值约810万美元），恰与德国运到瑞典的比利时国家银行黄金数额相等。协定还同意，对于德国通过瑞典国家银行转移到其他国家的第三国黄金，不要求瑞典政府赔偿。 1946年，瑞典正式认可了该协定。但此后不久，盟国又向瑞典提出新的赔偿要求——638块纳粹从荷兰掠夺的金砖（价值约1000万美元）。瑞典对此提出异议，理由为这些黄金是1943年“伦敦宣言”发表之前得到的。而盟国认为，协定应包括瑞典境内所有的被掠夺黄金。围绕荷兰黄金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1955年4月7日，瑞典向荷兰赔偿了6吨黄金，约合680万美元（1955年价格）。 1997年，美国国会就瑞士银行与纳粹合作问题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揭露了瑞典另从德国那里接受了59.7吨黄金。新发现的黄金与纳粹从荷兰掠夺的黄金有相同的戳记。而战后瑞典只归还了荷兰和比利时共13.2吨黄金。此外还有6吨来源可疑的黄金，很可能来自集中营的受害者。该报告说，瑞典在道义上应该把这些黄金归还给犹太人，但在法律上没有义务。 纳粹黄金 西班牙、葡萄牙与纳粹黄金（1） 西班牙、葡萄牙与纳粹黄金 在转到这两国的纳粹黄金问题之前，为了对问题有个全面的了解，需要了解一些历史背景。“二战”爆发之前，葡萄牙与英国之间有长期的政治联系和良好的民族感情，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英-葡联盟。葡萄牙在“一战”中是英国的盟国，并派遣了35万人到前线作战。直到1938年，英国还是葡萄牙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葡萄牙与德国的关系始于西班牙内战时期。在那场战争中，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博士站在了佛朗哥和希特勒一边，帮助德国向佛朗哥的军队偷运武器，并派遣葡萄牙志愿者去协助佛朗哥战斗。到1938年年底，德国成为了葡萄牙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不过，萨拉查曾在1939年抗议希特勒对信奉天主教的波兰的入侵。 萨拉查在“二战”中保持中立的选择，是基于地理和意识观念两方面的。葡萄牙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它有许多濒临大西洋的港口，这样英国就很难对其实行封锁。萨拉查担忧的主要是纳粹对葡萄牙的入侵。法国沦陷后，德国军队离葡萄牙的边境只有不到260英里。他的另一个忧虑是佛朗哥和希特勒可能结成联盟，将部队开到葡萄牙边境。萨拉查在权衡了盟国和德国的危险性后，做出了保持中立的决定。 萨拉查承诺向英国和德国开放其巨大的殖民地贸易市场，保持中立使其经济获益匪浅。葡萄牙的外贸收支从1939年的入超9000万美元，一下子变为1942年的出超6800万美元。在战争的最初四年，葡萄牙的私人公司总资本几乎翻了一番，葡萄牙国家银行黄金储备增长了3倍多。于是在“二战”中，葡萄牙成了纳粹和盟国经济争夺的重点对象之一。由于葡萄牙无法切断与盟国的贸易关系，因为该国的石油、煤、化肥和谷物全都依靠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在这样的前提下，英国于1940年10月成功地劝说葡萄牙接受英镑信用证作为贸易付款。英国的黄金储备在那时即将告罄，而瑞典、瑞士甚至美国都只接受黄金。 纳粹黄金 西班牙、葡萄牙与纳粹黄金（2） 葡萄牙的经济繁荣还依靠其丰富的钨砂资源。纳粹主要从葡萄牙和西班牙进口钨砂。钨除可用作电灯泡的灯丝，在军备生产中还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德国的机械工业使用高强度的碳化钨车刀和钻头，而美国只能使用次等的钼合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克虏伯公司通过专利技术垄断了碳化钨的生产。另外钨合金也用于制造穿甲弹。盟国认为，德国对钨矿的最小需求是每年3500吨。 从纳粹对钨矿的巨大需求，以及他们为了确保钨矿供应所采取的非常措施，盟国准确地推断出，钨是纳粹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盟国同样需要钨，然而他们有别的来源（例如中国），所以盟国并不完全依赖西葡两国的出产。这样盟国的目标便是尽量使纳粹少得到钨砂。为此盟国开始大量抢购葡萄牙钨砂。到1943年，钨砂价格已涨至战前的775%，葡萄牙大赚了一笔，其钨砂产量也从1938年的2419吨猛增至1942年的6500吨。 为了保持中立，葡萄牙在1942年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出口配额体系，允许盟国和轴心国分别从各自在葡萄牙拥有的钨矿出口矿石，对葡萄牙自己的矿山则设立固定配额。英国拥有葡萄牙最大的钨矿，德国有几个规模小一些的钨矿。1942年，葡萄牙和德国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葡萄牙向德国的钨砂出口量增至2800吨，德国则提供煤、钢和钾肥给葡萄牙。1943年，盟国也试图与葡萄牙签订新的钨砂进口协定。葡萄牙要求盟国降低硫铵、石油和其他产品的价格作为回报，但遭到拒绝。葡萄牙因此降低了对盟国的钨砂出口量。 与钨砂争夺战同时进行的还有关于亚速尔群岛的谈判。大西洋战役正处于紧要关头，该群岛可以为反潜战提供至关重要的空军基地。丘吉尔以恢复1373年的英葡联盟相诱，在1943年8月17日与葡萄牙签订了一份协议。英军10月份开始在该群岛建立军事基地。1944年11月28日，美军也获准利用亚速尔群岛。 1944年4月，美国决定对葡萄牙采取经济制裁，以迫使葡萄牙中断对纳粹的钨砂供应。葡萄牙需要从美国进口石油和其他产品。6月5日，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在盟国的逼迫下，葡萄牙停止了对德国的钨砂运输。德国得知此事后，立即将在葡萄牙的钨矿全部脱手，购买其他产业。根据盟国的估计，1944年6月以后，德国通过开旅馆、办电影院等方式，在葡萄牙藏匿了200多万美元的资本。 纳粹黄金 西班牙、葡萄牙与纳粹黄金（3） 1945年5月14日，葡萄牙冻结了在其本土和殖民地的所有德国财产，德国外交机构财产也包括在内。在盟国的要求下，葡萄牙查封了里斯本的德国公使馆，从里面搜到了大量金镑硬币。查封德国资产的同时，葡萄牙坚称，在1938年到1945年间没有德国黄金运到葡萄牙。但盟国掌握的情报显示，葡萄牙已经从瑞士国家银行收取了1.44亿美元的纳粹黄金，其中2260万美元的金砖上有比利时银行的戳记，其余黄金中至少有72%也是纳粹掠夺的赃物。盟国提议，葡萄牙应归还1942年以后获得的5050万美元黄金，最终葡萄牙只同意交还440万美元。 有证据表明，葡萄牙在收取德国黄金方面是相当诡秘的。早在1940年，葡萄牙国家银行秘书长阿尔比诺·比索就在同瑞士联邦中央银行高级官员高蒂埃的机密往来信函中说，葡萄牙不愿意从纳粹那里直接接收黄金，而是希望经过瑞士银行转手，从而使那些纳粹黄金的交易合法化。最初，葡萄牙利用国际清算银行和南斯拉夫国家银行在巴塞尔的办事处洗钱。然而1941年纳粹入侵南斯拉夫之后，特别是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在1942年1月8日正式致函国际清算银行的美籍行长托马斯·麦柯里，宣布任何从国际清算银行划到葡萄牙的黄金交易都是非法的以后，葡萄牙开始寻找其他的洗钱途径。葡方要求德方，先将其黄金以当日价卖给瑞士银行以换取瑞士法郎，然后将这些钱存入葡萄牙国家银行设在瑞士的账户，再用这笔“干净”的钱向瑞士银行购买黄金。 除银行外，肯定还有一定数量的纳粹黄金流入了葡萄牙民间。1986年，法蒂玛天主教堂试图通过出售黄金来改善财政状况。在他们请一家银行帮忙熔化并重新铸造的金砖中，发现其中4块铸有德国国家银行的徽章。这些金砖总重50公斤。该教堂是否持有更多的纳粹黄金还是未知数。 总的来说，“二战”期间葡萄牙采取的是比较亲盟国的中立路线，而西班牙的中立却倾向于轴心国。许多欧洲中立国出于无奈才依附于法西斯，而佛朗哥的西班牙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和意大利都为佛朗哥提供了援助。1941年，佛朗哥还派了4万名称为“蓝色军团”的志愿者到俄国前线，一直跟随其纳粹盟友战斗到1945年。尽管佛朗哥在“二战”一爆发就宣布西班牙为中立国，但在1940年到1941年间却一直犹豫是否加入轴心国。西班牙是否参战取决于德国与英国谁能取得战争早期的胜利，以及德国是否能支持其在摩纳哥、法属非洲甚至欧洲的领土扩张。“不列颠之战”的结果让佛朗哥选择了继续观望。 纳粹黄金 西班牙、葡萄牙与纳粹黄金（4） 西班牙扼守地中海西入口，其战略位置比葡萄牙更重要。早在1940年，德国便有一个全面进攻直布罗陀的“菲利克斯计划”。该计划原拟在1941年中期进行，要求两支装甲部队沿公路快速穿越西班牙（因为西班牙铁路为宽轨，所以只能走公路）。一旦德军到达直布罗陀，这座坚固的岩石要塞将会遭受地面和空中的双重打击。一旦该计划成功，另外两支部队就会进攻摩洛哥。1941年后，德国还有一个与“菲利克斯行动”相似的进攻直布罗陀的计划。但当时德国已进攻俄国，该计划因缺乏兵力和装备无疾而终了。 佛朗哥比德国更清楚直布罗陀的战略位置。如果纳粹占领直布罗陀的话，将使英国运输船队不得不绕道好望角，从而多花费数周的时间。他还意识到，英国在1940年已无法应付其帝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受的攻击，更无暇顾及小小的直布罗陀。但是，从血腥的内战中磨练出来的佛朗哥比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要老谋深算得多。他认为只要英国没有最终投降，美英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就有可能联合作战，并将英伦三岛作为反攻欧洲的跳板，从而打赢这场战争。没有把佛朗哥拉入自己的阵营实在是希特勒的失算。不管其原因是美国大使从中作梗还是佛朗哥的狡诈，这都是纳粹德国在外交和战略上犯的最大错误之一。1943年盟军在北非登陆后，德国曾经犹豫是否“预防性”地占领西班牙，并制订了占领其北部的“吉塞拉计划”，但是希特勒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西班牙是拉丁民族中相当顽强的民族，他们将会在我们的后方打游击。”最终德国选择了占领法国南部和突尼斯。 “二战”初期，英国和美国都一直在努力使西班牙保持中立。他们向西班牙提供谷物和石油。如果不是西班牙将其中大部分石油转卖给纳粹的话，美国还会提供更多。1941年后，西班牙向盟国方向靠拢了一些。它为从欧洲逃出来的犹太难民提供了一条逃难通道。到1943年，美国和西班牙所担心的德国入侵问题不存在了。纳粹的威胁消失之后，西班牙的中立倾向更加明显了。1943年6月，美国大使海斯与佛朗哥会晤，解释了若西班牙真想中立，就必须采取三条措施：一、西班牙必须明确地公开声明其中立立场；二、政府机关必须像外交部一样采取中立政策；三、从俄国前线召回“蓝色军团”。佛朗哥则表示，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参战计划，但已开始转向中立。 纳粹黄金 西班牙、葡萄牙与纳粹黄金（5） 西班牙与纳粹之间关系的重要一环是在内战期间所欠的债务。包括武器和其他物资在内，西班牙欠德国的钱超过了2.12亿美元。而且，由于西班牙国家银行的330吨黄金储备早在1935年就被共和国政府的苏联顾问运到苏联，西班牙无力偿清这笔巨款。借助债务关系，西班牙的丰富矿藏和贸易资源也为纳粹所利用。在一份1939年签订的德西秘密协定书中，西班牙承诺从南美帮德国进口牛肉和谷物。1940年5月，西班牙与意大利签订了三年的食品合作计划，承诺提供必要的粮食。到1942年，德西贸易的重点由食品转向战争必需的矿产资源。德国从西班牙获得优质的铁矿石、锌、铅、水银、萤石、天青石、云母、软木和羊毛，以及最重要的钨砂。盟国的封锁阻止了西班牙帮助德国进口食品的企图，但是从南美经西班牙运入纳粹手中的工业钻石和白金（用于化工和电机），由于体积较小根本无从拦截。而且英国的战后分析指出，在战争早期对德国实行的物资封锁是徒劳的。在那段时期，纳粹依靠抢来的东西过得很舒服，绝没有物资缺乏的问题。直到1944年的大规模轰炸行动和大型战役才真正削弱了第三帝国的实力。 盟国与西班牙的贸易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获得只有西班牙才能提供的一些资源；其次，从西班牙购买物资可以缩小其对纳粹的供应量；再次，通过与西班牙的贸易可以减轻纳粹对西班牙经济的影响。1940年3月，英国与西班牙签署了一个为期半年的贸易协定。英国向西班牙提供石油产品和化肥，西班牙向英国供应矿石、橘子和柠檬。在整个战争期间，该贸易协定每隔半年就续签一次。 盟国与西班牙之间真正的贸易重点也是钨砂。到1941年，德国已经探明了西班牙的全部钨矿，并通过代理商控制了西班牙最大的钨矿，几乎获得了出产的全部钨砂。而英国只得到了32吨。西班牙的钨矿出口采取自由贸易原则，不像葡萄牙那样实行配额限量体系。由于掌握大量硬通货，这对盟国是一个优势。从1942年年初开始，英美开始联合买断西班牙所有的钨矿出产。结果该年的钨砂产量几乎比前年翻了一倍，增至近2000吨，价格也从原来每吨75美元飙升至16800美元，盟国获得了其中将近一半的钨砂。 1943年2月，西班牙与德国秘密签署了一份新协定。德国同意用武器作为购买钨砂的费用。然而在谈判期间，德国将武器的价格提高了4倍，这引起了对方的愤怒。最后西班牙与德国达成协议：内战时欠德国的债务分四次还清，而德国将用这些钱购买钨砂。1943年内，德国购买了占钨矿出产量35%的钨矿，而该年西班牙的钨矿总产量大约是1940年的4到5倍。 纳粹黄金 西班牙、葡萄牙与纳粹黄金（6） 1944年1月，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与佛朗哥就停止与纳粹的钨贸易问题进行了会晤，但未达成共识。随后盟国对西班牙实施了石油禁运政策。5月2日，西班牙同意将对德国的钨出口减至上一年的一半，但当年德国还是通过走私的方式得到了3865.6吨钨砂。对德国的钨砂出口于1944年8月终止，此时西班牙的边境已经关闭。 在西班牙的“安全港计划”于1944年春天启动，由FEA的克劳斯负责。他在报告中指出，西班牙是所有中立国中最不合作的。由于官员的腐败，纳粹官员很容易隐藏他们在西班牙的生意，并将其财产由西班牙运至葡萄牙再转运到阿根廷。1944年秋，盟国首次要求西班牙停止所有涉及德国的黄金交易。西班牙起初并未做出回应，直到1945年5月5日才冻结与轴心国相关的所有财产。5月7日德国投降后，西班牙同意让美英两国的财产托管理事会掌管其境内的德国财产。到1947年7月，该理事会控制了2530万美元的德国资产，而据估计，德国在西班牙的总资产高达9500万美元。 关于西班牙的纳粹黄金问题，根据德国银行纪录、瑞士银行官员的陈述以及从德国驻西各公司查获的纪录，西班牙从德国和瑞士接受了价值1.382亿美元的黄金。归还这笔黄金的谈判于1946年11月在马德里开始，与瑞典谈判过类似问题的鲁宾再次成为代表团负责人。谈判从1947年僵持到1948年3月，才就纳粹财产和黄金问题达成一致：西班牙归还114329美元的黄金若干，其中大部分是荷兰的黄金储备。作为交换条件，盟国必须发表声明承认“西班牙并不知道这些黄金是纳粹掠夺的”，尽管那些金砖上面的荷兰文戳记清晰可见。 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加速了谈判的进程。美国国务院要求在谈判中采用比对葡萄牙人更温和的态度，以获取西班牙境内的军事基地。更关键的因素是西班牙担心战后被国际社会所遗弃，因此急于获得盟国的好感。美国大使海斯早在1944年7月便注意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照片从佛朗哥的桌子上消失了，孤零零地只剩下了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照片”。西班牙还在1945年4月11日与日本断交，原因是日军杀害了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 虽然佛朗哥作出了这些讨好的姿态，但是由于其政权的法西斯本质，盟国在波茨坦宣言中仍将西班牙排除在联合国外。美国大使于1945年12月离开马德里，这个职位一直空悬到1951年。1946年5月，联合国一个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关于西班牙法西斯本质的证据：支持纳粹活动，战后为纳粹战犯提供庇护所，对持不同政见者实施迫害。西班牙这个从“二战”中苟活下来的法西斯政权被孤立于国际社会，直到1955年才加入联合国。 纳粹黄金 土耳其、阿根廷与纳粹黄金（1） 土耳其、阿根廷与纳粹黄金 像欧洲大陆其他中立国一样，土耳其在“二战”中与纳粹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但原因却不一样。土耳其像葡萄牙一样是个亲英情绪很强烈的国家，甚至在“二战”爆发后的1939年10月，土耳其还和英法缔结了军事互助同盟。法国陷落后，土耳其于1940年6月宣布中立，直到1945年才加入盟国对德国宣战。土耳其宣布中立的原因主要是担心纳粹的入侵，在1941年春德国占领巴尔干半岛后，它迅速同纳粹签订了友好协定。土耳其没有公开反对纳粹，而纳粹也并未侵犯土耳其的边境。总的来说，在“二战”期间，土耳其就像走在绷紧的钢丝上的杂技演员，努力在轴心国和盟国之间寻求平衡。 1941年10月，土耳其与德国签订了一份重要的贸易协定。德国用军需品和其他工业品与土耳其交换矿石原料，尤其是铬矿石。与此同时，土耳其与英美也保持友好关系，以铬矿石与英美交换先进的武器装备。铬是制造合金钢的必用材料，而土耳其正是纳粹的唯一铬进口国。纳粹生产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曾经指出，若是铬矿石的供应被切断，会导致德国的军火生产中断10个月。铬矿石经铁路由土耳其运往德国，其间要经过世界上最为崎岖不平的巴尔干山区，一路上到处是桥梁和隧道。盟军在战争结束前重点轰炸了这条铁路，以切断土耳其对德国的铬矿供应。 为了争取土耳其参战，或至少保持“善意的中立”，1941年美国把土耳其列入租借法案受援国名单。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盟国预料到纳粹不会再对土耳其构成军事威胁，于是共同要求它参战。可是直到1944年4月，土耳其才停止对德国的铬矿石供应，并且像其他中立国一样——是在经济制裁的威胁下才这么做的。1944年8月，土耳其与德国断交。1945年2月，由于盟军已将德军驱逐出巴尔干半岛，尤其是此时再不下手将得不到加入联合国的机会，土耳其终于对德国宣战。用当时爱尔兰总理德·瓦勒拉的话来说，就是“在最后一刻，为了猎取联合国成员资格而赶上了潮流”。 纳粹黄金 土耳其、阿根廷与纳粹黄金（2） 据美国专家估计，土耳其收到的纳粹黄金最多只有1500万美元，而且大部分来自比利时央行，德国人用其购买铬矿石。1946年，在土耳其召开了关于没收德国在土黄金和资产的谈判，盟国估计这笔资产共计5100万美元。盟国并未努力追回这些黄金。由于土耳其控制着黑海的入口，又与苏联接壤，美国认为它对冷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便终止了这一谈判。1947年7月，美国与土耳其签署了一份1.5亿美元的贷款协定，该协定对向土耳其索要黄金的谈判不啻是致命一击。土耳其最终也没有归还任何纳粹黄金。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阿根廷的政权一直在军人独裁者和舞弊选出的总统之间交替。在种族（其人口93%以上是白人）、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阿根廷是和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军政府甚至以恢复旧日“西班牙的十字和剑的联盟”的名义与佛朗哥加强了联系。有些人甚至要求取消独立，重新从西班牙派遣总督作为阿根廷的统治者。阿根廷军政府和教会还梦想在南美建立一个西班牙化的天主教国家，与美国分庭抗礼。阿根廷驻西班牙大使埃斯科瓦尔奉命与德国和梵蒂冈的官员进行会谈，商讨合作事宜。他与梵蒂冈教皇厅秘书长马吉奥尼枢机主教进行会晤后达成了协议，一旦战争结束，阿根廷就实行更为宽大的新移民法。这也为战争末期纳粹要员从梵蒂冈到阿根廷的“逃亡之路”打下了基础。 “二战”爆发后，阿根廷分成两个阵营：支持纳粹的政府、军人和大资本家，支持盟国的民众阵营。欧洲战事刚一爆发，软弱的代总统卡斯蒂略就宣布中立。尽管阿根廷国会已经批准了1940年哈瓦那决议，对任何一个西半球国家的进攻都被视为对所有美洲国家的入侵，但它在珍珠港事件后依然坚持中立，拒绝对德日宣战。由于阿根廷政府深信德国将会获胜，并将控制欧洲，因此与其保持良好关系，甚至在1942年年初两艘阿根廷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后，仍决心与其保持友好。作为回报，德国不仅赔偿了阿根廷的损失，而且答应说，只要阿根廷船只把航行路线和时间通知他们，德国海军将保证其安全航行。 1942年1月，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商讨西半球国家的战时政策。会后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协定》，签字国保证与轴心国断交、宣战，并冻结和没收轴心国在这些国家的资产。作为回报，美国将按租借法案向这些国家提供武器，以及军事和经济援助。阿根廷没有签署该协定。直到1942年6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美洲经济与财政管制会议后，阿根廷才在表面上中止与轴心国的所有商业活动，但私下里仍偷偷与纳粹进行贸易往来。 纳粹黄金 土耳其、阿根廷与纳粹黄金（3） 阿根廷的虚假中立一直维持到1943年6月4日，此后便义无反顾地倒向了纳粹。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卡斯蒂略总统被迫就阿根廷是否参加西半球防御体系和对轴心国宣战的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纳粹分子、长枪党、军官集团和大地主随即在6月4日发动了反全民公决的“上校政变”。这些上校们刚一掌权就向德国求购军火，以对巴西开战。到1943年9月，他们转而开始寻求与纳粹结盟，并派遣特使到西班牙与纳粹官员进行谈判。美国的反情报机构截获了阿根廷的纳粹特工头目贝克与党卫队保安处头子瓦尔特·舒伦堡的通讯，随即迅速通知了英国海军。英国海军在特立尼达拦截了阿根廷秘使乘坐的客船，不过盟国未能阻止上校们更进一步的阴谋。庇隆和贝克继续策划推翻邻国的政府，以在南美建立一个亲纳粹联盟。庇隆曾在一份秘密宣言中写道：“我们已经有巴拉圭、玻利维亚和智利，再加上阿根廷，很容易向乌拉圭施加压力。五个联合起来的国家是很容易击垮巴西的。巴西的政治体制及其广大的德国移民也是有利因素。把巴西拉进来之后，美洲大陆就尽在我们掌握之中了。” 在战争期间，由于阿根廷政府的配合，大多数在阿根廷的德国公司将其利润交给了当地的纳粹间谍组织，成为其活动经费。美国财政部还怀疑阿根廷为轴心国“洗”了大量的外汇，接收了大批纳粹掠夺的货币和证券，并使其进入美国市场。阿根廷还充当了纳粹的供货商。尽管大宗的货物如小麦、牛肉等很容易被盟国拦截，但小规模的走私，比如德国急需的工业用金刚石和白金，仍源源不断地从阿根廷流往德国。珍珠港事件之后，摩根索曾想立即冻结阿根廷的资产。1942年5月，他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证据，表明众多的阿根廷公司正在为美国境内的德国资金提供掩护，并将价值1000多万美元的纳粹资金带入美国，以使其合法化。然而直到1942年10月，罗斯福才同意国务院对选定的阿根廷账户进行冻结。超过150家阿根廷公司和个人被列入了国务院的黑名单。 纳粹黄金 土耳其、阿根廷与纳粹黄金（4） 1943年12月20日，乌拉圭发生了未遂军事政变。通过拦截和破译德国特工发回国内的情报，美国从中揪出了阿根廷的黑手。美国威胁要公布这些材料，将阿根廷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并对其实施制裁。在这样的威胁下，阿根廷被迫作出让步，于1944年1月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然而此后阿根廷继续保持中立。在战争的最后年月中，阿根廷是鲍曼藏匿纳粹财产的主要目的地，也是纳粹战犯战后的主要避难所。 美阿之间关于“安全港计划”的谈判于1944年开始，但由于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而受到极大的限制。1944年2月，因颠覆乌拉圭和玻利维亚政权的丑闻败露，阿根廷军人总统拉米雷斯将军被迫辞职，将权力转交给了法雷尔将军，庇隆担任副总统。美国宣布不承认法雷尔政府，并召回了驻阿根廷大使。8月5日，阿根廷外长给美国国务卿赫尔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不准备改变其外交政策，因为“同正在面临失败的轴心国断绝关系是不符合阿根廷的骑士精神的”。他还在信中试图分享美国的租借法案武器援助，赫尔抓住这个机会在回信中狠狠羞辱了阿根廷一番。8月16日，阿根廷储存在美国的黄金被全部冻结。9月，美国商船被禁止驶往阿根廷港口。作为回应，阿根廷退出了西半球防御体系，其央行停止协助美国调查纳粹财产。 态度强硬的赫尔因病辞去国务卿职位后，继任者斯退丁纽斯对阿根廷采取了更温和的政策。负责拉美关系的助理国务卿纳尔逊·洛克菲勒也支持温和路线。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洛克菲勒家族旗下的银行，在战争期间从阿根廷非法吸收了大量纳粹资金，也正是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通过西班牙向德国运去了大量石油。 纳粹黄金 土耳其、阿根廷与纳粹黄金（5） 1945年2月7日，摩根索建议代理国务卿格鲁派遣一支特别代表团去阿根廷，查找并没收纳粹在那里的资产。格鲁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驳回了该提议。1945年年初，在墨西哥查普恰佩克城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美洲国家通过决议，认可了各国处理本国纳粹财产的自由权。由于阿根廷继续支持纳粹德国，它被排除在这次会议之外。直到希特勒自杀前一个月，由于意识到被西半球其他国家孤立，特别是美国准备对其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阿根廷才向德国宣战。 1946年5月22日，“安全港计划”成员报告说，在阿根廷的德国资产大约为2亿美元，包括银行存款、房地产和各类货物，但未发现有艺术品和珍宝的藏匿处。他们错误地断定，阿根廷并不是一个主要的纳粹赃物藏匿地。此外，尽管早在1942年，美国就获知阿根廷和德国的非法货币交易，该报告却说，并没有证据显示阿根廷接收了纳粹的黄金。1942年4月，美国驻瑞士领事报告说，一位阿根廷外交官正在将纳粹掠夺的美元偷运回国销售，然后将获得的现金汇寄回瑞士。英国情报机关也在1944年查出阿根廷与瑞士之间密切的贸易往来，而且双方经常用黄金作为支付手段。1947年5月，阿根廷中央银行计划将1.7亿美元的黄金转移到其联邦储备局的账户上，后因担心美国追查黄金来源而推迟了计划。1973年庇隆重新掌权后，曾将他的400吨黄金投入黑市进行交易。庇隆货物的代号是“鲍曼1345”，买主是西班牙政府。销售人员自然将这批货物与政治挂上了钩。但没人追查这些黄金的最终来源是哪里。 由于冷战的原因，“安全港计划”在阿根廷也无疾而终。1947年6月3日，杜鲁门总统和阿根廷大使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两国将与其他拉美国家重新商议建立新的互助条约组织。1947年9月，阿根廷加入了美洲互助条约，即《里约热内卢条约》。鲍曼在阿根廷隐匿的公司和财宝安全地保存了下来。这时美国西半球的主要目标是遏制共产主义，对纳粹战犯和纳粹黄金已无暇顾及。尽管阿根廷的黄金储备飞速增长，大量的纳粹战犯也藏匿在那里，可直到半个世纪后，调查者们仍未发现阿根廷曾大量接收纳粹黄金的直接证据。 纳粹黄金 瑞士与纳粹黄金（1） 瑞士与纳粹黄金 现在提到瑞士，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细腻的巧克力、优良的钟表和遍布阿尔卑斯山间草地的羊群。然而，瑞士在20世纪40年代还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国家。1848年宪法的建立才确定了瑞士现有的三权分立格局，保障公民言论及行动自由，以及民主议会的形式。直到1971年，妇女才有了公民权。瑞士几十年来一直被一些集权政党统治。“二战”期间，执政的是天主教保守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以及工农党。尽管现在一些政党改变了名称，但他们依然是统治者。瑞士共产党在“二战”中则被宣布为非法政党。瑞士联邦委员会为最高行政机构，联邦委员会主席为国家元首，由国会从联邦委员会的7名委员中选出，任期为1年。 许多纳粹的瑞士帮凶最近几年才被拉到前台，暴露于阳光之下。这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授权展开的调查行动的成果。他授权参议员埃森斯塔特领导一个调查团，寻求公正解决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索赔要求的办法。当“瑞士人因善战才免遭入侵”的传奇故事还在继续流行时，早有西方国家认为，瑞士是靠在“二战”期间向纳粹出卖灵魂和肉体才得以保持中立的。 虽然法国沦陷后瑞士便成为被轴心国包围的一座孤岛，但是除了少数狂热宣传外，德国人从未认真考虑过入侵瑞士。他们知道任何入侵都只能导致瑞士人的顽强抵抗，通往意大利的战略通道——辛普朗隧道和圣哥达隧道会被炸掉，瑞士的经济和金融也会被全部摧毁。但是以上都是次要的考虑，德国不入侵瑞士的主要原因是瑞士本身既不出产原料，除了少量奶酪外，也无剩余食品可供出口。一个破坏无遗的瑞士将是负担而非收获，这就是“瑞士人以善战换取安全”的神话源头。使瑞士免遭入侵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纳粹高官（尤其以戈林为甚）便通过瑞士的银行来藏匿他们侵吞的财产，入侵瑞士只能使这些偷来的钱暴露在多疑的纳粹审计官员眼皮底下。墨索里尼倒是在1940年考虑过入侵瑞士、南斯拉夫或希腊，来显摆一下他的法西斯威风。后来他选了看上去最弱小的希腊，结果自己被揍得很惨，只得再一次厚着脸皮到德国盟友那里求援。 纳粹黄金 瑞士与纳粹黄金（2） 瑞士不像西班牙或土耳其那样拥有重要的地理位置或战略资源。它的煤炭严重依赖进口，一旦法国沦陷，瑞士冬季用煤就只能靠德国。纳粹向瑞士卖煤还有另一个目的：从德国运去的煤炭以记账方式结算，货款直接存入瑞士银行的德国户头。这将为德国攒下大量宝贵的外汇。此外，瑞士和德国的贸易范围还包括轴承、柴油机、工作母机、火车头、钟表、无线电设备，甚至武器和军火。其中最关键的两项出口是电力和铝。 1943年6月，《苏黎士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全文刊登了盟国在1943年1月向瑞士银行界发出的震撼性警告。盟国宣布，纳粹通过中立国收购或转移财产的交易为非法，并将在战后对此展开清算和索偿。1943年7月，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是否继续接受纳粹的黄金。与会各银行达成了一致意见：既然瑞士仍在实行金本位，就必须接受黄金的自由流入和流出。他们决定让瑞士联邦委员会来裁决这个问题。联邦委员会于11月作出裁决，同意银行官员的意见，从而为瑞士银行进一步接受纳粹黄金开了绿灯。 1945年1月30日，FEA的第26904号报告指出，瑞士信贷银行和瑞士联合银行都在向纳粹提供外汇。附件中有28份这两家银行的通讯记录，其中9份涉及德、瑞、葡之间的黄金和瑞士法郎贸易。附加的备忘录还指出，瑞士信贷银行曾经单独为纳粹提供了50万埃斯库多和20万瑞典克朗的外汇。 盟国经济情报机构于1946年2月5日递交的报告，提供了纳粹从欧洲各国中央银行掠夺黄金的数量评估。报告指出，目前已经发现的德国黄金总价值为6.48亿美元。而战争爆发时，德国黄金储量最多为1亿美元。其间相差的5.48亿美元的黄金都是从欧洲各国掠夺的。根据缴获的德国国家银行记录，大约有价值2.75亿到2.82亿美元的黄金被卖给了瑞士中央银行。另外还可能有2000万美元的黄金被卖给了瑞士商业银行。报告的最终结论是，欧洲大量被掠夺黄金先由瑞士的银行来洗钱，最终消失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纳粹黄金 瑞士与纳粹黄金（3） 长达6页的“安全港计划”第2969号报告详细评估了在瑞士的纳粹资产。该报告声称，纳粹拥有或控制了共计358家瑞士企业。纳粹对其中263个企业的投资达1.14亿美元。这些企业遍及所有经济领域：纺织业6家、运输业6家、保险业15家、零售批发业67家、化工业15家、机械制造业11家，以及其他7类企业，每类至少3家。此外还有9家银行、330个持股的金融公司。对于这笔财富的总价值，美国财政部估价为5亿美元，国务院估价为7.5亿到10亿美元。另外，纳粹还将巨额的黄金、货币、宝石和艺术品藏在瑞士银行的保险库中。英国在战后对已追回的53幅绘画进行估价，其价值在48万美元左右。估计所有被掠夺的艺术品价值在3.9亿至5.45亿美元之间。 盟国在向瑞士追回黄金和使其停止与纳粹间贸易方面的多半努力是徒劳的。美国冻结瑞士资产后，作为报复，瑞士在1941年冬天停止向美国大使馆供煤。1944年7月10日，战略情报局的首脑多诺万告知罗斯福，瑞士每月向纳粹购买7000万至1亿法郎的黄金。罗斯福让多诺万和国务卿赫尔向瑞士施压。14日，赫尔致电瑞士外交部长布鲁格曼，向他暗示说，如果继续与纳粹交易，将会在战后遭到严厉制裁。尽管英国持反对意见，美国方面还是主张给予瑞士严厉惩罚的，包括停止向瑞士供应食品和原料。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赞成这项决定。1944年10月，战争部副部长帕特森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瑞士的车队在1944年9月末重新开始从西班牙出发，穿过法国领土向瑞士运送食品。他提出，这种车队随时可以被盟军拦截，直到瑞士答应停止与纳粹的所有交易为止。由于来自英美两国的压力，瑞士在1945年初逐渐减少了战略物资如铝、火车头和工作母机的出口。 1945年2月，美国代表团就停止战时贸易和黄金问题开始和瑞士进行谈判。经过多番争吵，瑞士于当年3月同意冻结德国的所有财产，停止从德国购买黄金。然而仅仅两个月后，美国驻伯尔尼大使馆就报告说，瑞士从德国购买了3吨黄金。这次购买显然违反了刚刚达成的协议。瑞士方面则狡辩说，这些黄金不是德国掠夺来的。 瑞士的行为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德国投降后，美、英、法、苏四国于1945年8月2日发布了《波茨坦宣言》，声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将采取措施，合法查收和处理德国的海外财产，并要求中立国归还纳粹财产。瑞士与瑞典立即对此项要求作出了反应，声称这与他们国家的法律相矛盾。美国为此威胁说，将冻结瑞士在美国的所有账户，除非瑞士同意遵守归还纳粹赃物的协定，否则将继续把瑞士公司留在盟国的黑名单中。9月，美国表示对瑞士的不合作很不满，准备开始实施制裁方案。 纳粹黄金 瑞士与纳粹黄金（4） 1946年3月，美、英、法与瑞士之间的正式会谈在华盛顿召开。在与瑞士的正式会谈展开前，美国代表曾持乐观态度，认为瑞士会遵守已签署的协定，不会变成纳粹资产的避难所。但是美国人的幻想在会议一开始就被碰得粉碎。瑞士声称，它在战争期间的行动与一个中立国的责任和权利相符合。瑞士代表斯塔基博士断言，纳粹从占领的国家夺取黄金，符合国际法“战胜方有权获取战利品”，因此瑞士收到的黄金都是合法的。瑞士更进一步声称，同盟国要求得到德国在境外的资产是违法的，而且侵犯了瑞士的主权。此外，瑞士要求把盟国黑名单中所有的瑞士个人和企业都撤销。这种强硬的观点使谈判陷入僵持阶段。美国财政部助理秘书怀特愤怒地向瑞士表示，瑞士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都将被冻结，直到“死不悔改的”瑞士政府作出永久性的保证，协助盟国的调查工作。 在一番试图打破僵局的努力后，盟国放弃了他们取得所有德国资产的要求，允许瑞士分得被没收德国企业20%的股票。两天后瑞士联邦政府发表了《瑞士关于黄金问题的观察报告》，这与战争初期同盟国关于德国黄金所持股份的计算明显不同。财政部的第二份报告则认为，1940年6月30日之后纳粹掠夺的黄金共计5.79亿美元，并推断瑞士拿走了其中2.89亿美元的黄金。 盟国对瑞士方的回答显然十分不满。因为该报告还质疑了前德国国家银行副行长普厄提供的情报的可信度。普厄曾告诉盟国调查人，瑞士中央银行知道他们买来的德国黄金是赃物，因为他曾经亲口和他们说过。美国估计，纳粹德国的黄金储量在战争初期为1.2亿美元，其他6.61亿美元黄金都是通过战争掠夺来的。纳粹1943年前出售的黄金共计4.14亿美元，它们被纳粹卖掉或者转移到瑞士国家银行。4月24日，瑞士人索性暂停了谈判。 5月2日，瑞士方面提出了最后的条件：在瑞士的德国资产五五分成，瑞士吐出5810万美元的纳粹黄金，从而一揽子解决赔偿问题。盟国此时只好接受这个条件。英法方面起初要价8800万美元，最后同意以7500万美元解决这一问题。经过三周谈判，瑞士于5月26日签署了最终赔款协议。6月3日，美国代表团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总结。 纳粹黄金 瑞士与纳粹黄金（5） 盟国-瑞士协议的要点如下：1.瑞士赔偿委员会将清算德国在瑞士的资产。2.德国的资产将被公正地以德国货币清算。3.瑞士赔偿委员会将与同盟国联合委员会的代表合作清算德国资产。4.清算的资产将在瑞士和盟国之间五五均分。5.瑞士政府将存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金库中的价值2.5亿瑞士法郎（5810万美元）的黄金移交给盟国。6.美国政府解冻瑞士资产，盟国把瑞士从贸易黑名单中除去。此外，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也答应，向盟国归还一批纳粹掠夺的黄金，包括1607公斤比利时黄金和2093公斤荷兰黄金，总值约420万美元。 1946年8月2日，瑞士公使馆给美国国务院的照会称，他们准备向盟国归还价值2.5亿瑞士法郎的50.8吨黄金。盟国曾预计瑞士归还黄金的数量应为70吨，价值5800万美元。瑞士通过使法郎贬值的方法少支付了20吨黄金。 盟国与瑞士的其他谈判持续到1952年。所有的谈判都表现出瑞士的口是心非，特别是在“无主财产”问题上。“无主财产”指的是在大屠杀中遇害的犹太人账户。瑞士银行拒绝为受害者家属或犹太人组织提供任何帮助。他们要求提供户主的死亡证明书，而瑞士人都知道，这些纳粹灭绝营的受害者是没有死亡证明书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授权埃森斯塔特处理“无主财产”问题，瑞士方面才有所让步。 时间之轮转过了半个世纪，1997年，出现了一桩几乎毁掉瑞士国家声誉的大丑闻：瑞士联合银行的警卫人员梅利带着证物，出现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这些证物就是瑞士联合银行准备销毁掉的文件。该年1月，在一次夜间巡逻时，梅利在瑞士联合银行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大量等待销毁的旧文件，其中包括该银行在战争年代的重要账目记录，以及许多犹太人存款账户名单。这个年轻的警卫意识到这些准备销毁的文件的重要性，于是从中拿了两本账簿和一些文件，放进了自己的储物柜，随后将这些账簿转交给了一个瑞士的犹太人组织。瑞士联合银行立刻开除了梅利。瑞士联邦政府也调查梅利是否违反了瑞士的银行保密法，却没有调查瑞士联合银行的行为是否合法——瑞士法律禁止销毁任何与“二战”调查有关的文件。甚至在逃亡到美国后，梅利仍然受到死亡威胁。克林顿总统专门签署了一份授予梅利全家在美永久居住权的文件。梅利成为唯一在美国政治避难的瑞士公民。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尤其在美国国会威胁对瑞士实施经济制裁、并禁止美国公司与瑞士银行进行商业往来的威胁下，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最终在2000年11月与世界犹太人大会达成协议，拿出12.5亿美元赃款作为赔偿基金，用于偿还大屠杀受害者在瑞士银行的存款，以及用于大屠杀幸存者的救济事业。 纳粹黄金 纳粹赔款的分配（1） 纳粹赔款的分配 在清算完瑞士的银行后，盟国追查纳粹黄金和赃物的行动暂时告一段落。法兰克福外汇存放处的默克斯黄金以及从德国和中立国家追回的其他黄金，都被存入美、英、法三国黄金归还委员会的总库。该金库设在巴黎，于1946年9月27日完工。索还的货币黄金将按各国央行的损失比例归还给每个有分享权的国家。正式提出归还要求的10个受害国是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波兰和南斯拉夫。 当时匈牙利面临战后的首次大选，为了让费伦茨·纳吉的小农党政府赢得竞选，黄金归还委员会最先向匈牙利归还了28.5吨、价值3200万美元的黄金。1947年10月17日，TGC在布鲁塞尔宣布了对原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央行黄金的初步分配，荷、比、卢三国拿回了105.2吨黄金。法国于11月9日拿到了75.8吨黄金，随后将其赔给了比利时中央银行。同年11月和12月，对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分配完成，奥地利拿回了20.47吨黄金，意大利拿回了8.90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在1948年收到部分赔偿。由于冷战的原因，原属于阿尔巴尼亚的部分黄金直至1996年10月才完全归还。至此，总计379161426美元（1946年价格）的黄金被还给了遭受纳粹掠夺的国家。这些偿还的黄金只是他们被掠黄金的65%。目前仍有7000万美元（1997年价格）的黄金暂存，其中4700万储存在英格兰银行，其余的则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尽管如此，人们对这些黄金的归还问题还存在不少质疑。那些显然掠夺自私人的金牙、金首饰、金盘子（很多被砸扁以节省存放空间）并没有在归还名单内。1947年，盟国将其中约75万美元的黄金制品交给了国际难民组织，其余的黄金一直存放在金库中。美军法兰克福外汇存放处于1950年取消后，将其金库内剩余的少量白金锭、工业钻石、零星外国金币和德国有价证券移交给接收其大楼的德意志国民银行，其中也包括不少掠夺自私人的财物。 纳粹黄金 纳粹赔款的分配（2） 在处理非货币黄金和赔偿大屠杀受害者的问题上，盟国显然不如对货币黄金问题那样重视。美国当局从发现默克斯藏金的那一刻就很清楚这个问题：在这笔黄金里发现了金牙、金烟嘴、金镜架、金表、耳环和结婚戒指等私人物品。艾伯特·托马斯确定了在默克斯发现的207个袋子是属于梅尔默账户的。通过检查德国国家银行的记录，以及对托马斯和普厄的审问，盟军迅速弄清了该账户的性质和细节。 托马斯告诉审讯者，德国国家银行出纳主管弗兰克涅希特在1942年夏天把他派到了普厄那里，普厄告诉他，党卫军开始着手向德国国家银行的金库运送珠宝、黄金和白银制品。不久后，托马斯获悉一个叫梅尔默的党卫军上尉将运来第一批货物。这批财宝在1942年8月26日抵达。在1942年11月的第10次运送中，首次发现了大量金牙。 党卫军运来的物资首先登记在梅尔默名下，装入写有他名字的袋子和箱子中，随后进行分类。金锭、银锭和金银货币作为通货被德国国家银行全价收购，钻石、宝石和其他珠宝被送到柏林的市政当铺出售。其余的物品如金牙和结婚戒指全都送到普鲁士造币厂和德古萨公司（德国金银精炼公司）重新熔化，铸造成10公斤的金砖。德古萨可以保留其中一小部分黄金作为加工费。然后，德国国家银行再向党卫军买下重铸的这些金砖。 德古萨是一家从事金属精炼和化学品生产的大型公司，在战争中曾和法本公司合作生产用于毒气室的齐克隆B，还为纳粹原子弹计划提供过铀。该公司持有一份党卫军独家合同，为其重新熔化铸造金属物品，包括犹太人的金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从受害者手中夺来的黄金数量极大，以至德古萨在那里专门建造了一个小型熔炉。根据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霍斯的回忆，该集中营的黄金日产量是24磅。 梅尔默账户下的全部财产大约价值3617万德国马克，其中货币黄金为1067万德国马克。最大的争论是这些货币黄金中有多少来自德古萨重新铸造的犹太人黄金？有多少纳粹受害者的私人黄金被重新铸造成金砖并卖到中立国？这些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开始了，有人认为，盟国缴获的德国黄金中至少有1450万美元是来自纳粹受害者的，而盟国只拿出了300万美元用于帮助那些受害者。 纳粹黄金 阿根廷的第三帝国神话（1） 阿根廷的第三帝国神话 本节主要讲述一些有关纳粹高官逃往阿根廷的传闻。从下面列出的资料来看，这些传闻中很多不是空穴来风。 目前已确认的事实是，直到1944年6月，鲍曼仍在用卡车将他的掠夺品经法国运往西班牙。那些财富在西班牙被装入潜艇，转运到阿根廷。盟军解放法国后，去西班牙的陆路被封锁，鲍曼转而以空运的方式继续向西班牙转移纳粹资产。 美国作家法拉格声称，这些转移行动的全部记录都保存在阿根廷、美国和英国的档案中。从西班牙到南美的潜艇运输开始于1943年，每趟运输耗时6到8周，所有货物运到阿根廷后，以庇隆夫人埃娃的名义存入阿根廷中央银行的金库。据法拉格所称，庇隆家族后来侵吞了许多由鲍曼转移的纳粹财产。埃娃·庇隆于20世纪50年代去欧洲旅行期间，在多家瑞士银行用数字编号的户头存了超过8亿美元的资产。法拉格将这些财产罗列如下： 187692400金马克 17576386美元 4632500英镑 24976442瑞士法郎 8370000荷兰盾 17280009比利时法郎 54968000法国法郎 87公斤白金 2511公斤黄金 4638克拉钻石和其他贵重宝石 在战后还有另外一则关于阿根廷和纳粹的传闻。战争快要结束时，一支德国潜艇队携带大量纳粹财富以及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要员前往阿根廷，途中曾与一支盟国舰队相遇，并击沉了其中数艘战舰。事实上在战后一段时间里，连美国都不相信希特勒真的已经自杀了，还曾在南美发动了搜捕行动。俄《真理报》在1998年为这个传闻提出了新的证据。据《真理报》称，约20艘德国潜艇在1945年5月1日至6日间从挪威的卑尔根港启航，在佛得角群岛附近与另外一支德国潜艇队会合。 纳粹黄金 阿根廷的第三帝国神话（2） 他们在那里获悉德国投降的消息，一些潜艇随后被艇员凿沉，还有一些向盟国投降，但其中至少有6艘潜艇仍继续向阿根廷航行。此前这支潜艇舰队在大西洋上击沉了1艘美国军舰和1艘巴西军舰——轻巡洋舰“巴伊亚”号。《真理报》文章称，被击沉的美国军舰是猎潜艇“鹰-56”号。该船于1945年4月23日在缅因州海岸爆炸沉没，49名船员遇难。尽管美国海军一直声称其沉没原因是锅炉爆炸，但是实际，上它是被U-853号潜艇击沉的。 该文还包括了一些已被核实的史料，包括两艘德国潜艇U-530和U-977的货物清单。这两艘潜艇分别于1945年7月10日和8月17日向阿根廷投降。U-530被送往美国用于测试，U-977的指挥官沙弗则在投降后被逮捕，并被指控向南美运送战犯。有趣的是，U-530还曾在1944年6月23日与日本潜艇伊-52在佛得角群岛以西约1400公里的地方会合。日方带来了奎宁、橡胶、咖啡因和工业钻石等重要物资，以交换德国的武器图纸和黄金。盟军后来派出飞机击沉了伊-52，其位置于1955年被找到，上面还有2吨黄金。 纳粹德国在灭亡前夕向外转移技术、资产和人员的行动，还可以从U-238号潜艇的乘客及货物名单中得到证实。该艇于1945年4月16日从挪威出发前往日本，在北大西洋收到了德国投降的消息，以及邓尼茨下令德国部队停止战斗活动的命令。5月16日，该艇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港向美国投降。 U-238所载货物清单如下：1吨重的外交和私人信函，喷气式飞机工厂的建设图纸，反坦克武器、机载雷达、高精度轰炸瞄准器和火控系统的样品和图纸，1架Me262喷气式战斗机的整套部件，喷气发动机，560公斤氧化铀（用于日本的原子弹计划）。此外该艇还搭载了数名纳粹专家：2名航空技术专家、4名海军技术专家、2名喷气式飞机技术和制造方面的专家（他们的任务是在日本生产Me262战斗机）、1名雷达和红外技术的专家。虽然U-238的最终目的地是日本而非阿根廷，但是，它显示了纳粹向海外转移技术及人员的能力和方法。 虽然《真理报》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假想和猜测，但是它反映了一种“美英两国很乐意看到与鲍曼有关的纳粹财产被隐藏起来”的普遍观点。除非美国和英国将关于“二战”德国海军的全部资料解密，否则马丁·鲍曼及其“火场行动”的全部事实永远也不会为世人所知。 纳粹黄金 天皇的黄金宝藏（1） 天皇的黄金宝藏 虽然现在仍无法确切知道被鲍曼转移到阿根廷的纳粹财产的数量，但它无疑是未被追回的最大一笔纳粹财富。唯一可与之相比的便是“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掠夺的巨大宝藏。盟国在追回纳粹德国掠夺的财富时投入了很大精力，对日本的战争赃物却很少提及。其原因与这笔宝藏的性质有关，因为它绝大多数夺自私人，而且其中很多受害人已经被日军杀害灭口。日本的抢劫活动与纳粹德国有很大不同。除犹太人外，德国对平民的抢劫并不非常严重，而日军抢掠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被占领地区的个人（尤其是华侨）、教堂、寺庙、银行、公司、犯罪集团以及地下经济团体。据20世纪40年代末的估计，日本在东南亚地区获取的“战利品”达数百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数千甚至上万亿美元，其中仅黄金一项就有60000多吨，还有许多无法估价的钻石、翡翠、玉器、宝石、佛像、字画、古书、古玩等奇珍异宝。甚至还有一些美国研究者认为，日军所掠的财富总额在今天的价值达100万亿美元之多！ 纳粹德国曾通过党卫军特别组织“外汇保护部”来搜刮欧洲财富，日本军方也有同样的秘密组织，称为“山百合会”。裕仁天皇任命皇族成员竹田宫恒德亲王为该组织在中国大陆的负责人，其他几名皇族亲王如朝香宫鸠彦王、闲院宫载仁王也参与了这项任务。被掠夺的中国财产包括贵金属、文物、图书、铜镍币等，总价值在10亿到20亿美元之间，这些财富被运至朝鲜后装船运回日本本土。1940年，裕仁天皇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被任命为“山百合会”在东南亚地区的主管，负责将日军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掠夺的财宝通过船队运回日本。战争结束后不久，秩父宫便在1953年神秘死亡，而他的3个兄弟中除裕仁天皇外都活到了20世纪90年代，其中三笠宫亲王至今仍然在世。 随着1942年后美国潜艇活动的增加，大量日本运输船在本土和南中国海被击沉。为了保护掠夺财富的安全，秩父宫亲王于1943年将“山百合会”总部由新加坡搬至菲律宾的吕宋岛。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日军将这批财宝登记在册，然后埋藏于吕宋岛上的172处地窖、隧道和山洞中。此时日本仍在幻想与盟国实现有条件停战，并在战后保住对菲律宾的占领。这样的话便可将这笔宝藏从容运回日本。 纳粹黄金 天皇的黄金宝藏（2） 天皇的黄金宝藏 虽然现在仍无法确切知道被鲍曼转移到阿根廷的纳粹财产的数量，但它无疑是未被追回的最大一笔纳粹财富。唯一可与之相比的便是“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掠夺的巨大宝藏。盟国在追回纳粹德国掠夺的财富时投入了很大精力，对日本的战争赃物却很少提及。其原因与这笔宝藏的性质有关，因为它绝大多数夺自私人，而且其中很多受害人已经被日军杀害灭口。日本的抢劫活动与纳粹德国有很大不同。除犹太人外，德国对平民的抢劫并不非常严重，而日军抢掠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被占领地区的个人（尤其是华侨）、教堂、寺庙、银行、公司、犯罪集团以及地下经济团体。据20世纪40年代末的估计，日本在东南亚地区获取的“战利品”达数百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数千甚至上万亿美元，其中仅黄金一项就有60000多吨，还有许多无法估价的钻石、翡翠、玉器、宝石、佛像、字画、古书、古玩等奇珍异宝。甚至还有一些美国研究者认为，日军所掠的财富总额在今天的价值达100万亿美元之多！ 纳粹德国曾通过党卫军特别组织“外汇保护部”来搜刮欧洲财富，日本军方也有同样的秘密组织，称为“山百合会”。裕仁天皇任命皇族成员竹田宫恒德亲王为该组织在中国大陆的负责人，其他几名皇族亲王如朝香宫鸠彦王、闲院宫载仁王也参与了这项任务。被掠夺的中国财产包括贵金属、文物、图书、铜镍币等，总价值在10亿到20亿美元之间，这些财富被运至朝鲜后装船运回日本本土。1940年，裕仁天皇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被任命为“山百合会”在东南亚地区的主管，负责将日军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掠夺的财宝通过船队运回日本。战争结束后不久，秩父宫便在1953年神秘死亡，而他的3个兄弟中除裕仁天皇外都活到了20世纪90年代，其中三笠宫亲王至今仍然在世。 随着1942年后美国潜艇活动的增加，大量日本运输船在本土和南中国海被击沉。为了保护掠夺财富的安全，秩父宫亲王于1943年将“山百合会”总部由新加坡搬至菲律宾的吕宋岛。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日军将这批财宝登记在册，然后埋藏于吕宋岛上的172处地窖、隧道和山洞中。此时日本仍在幻想与盟国实现有条件停战，并在战后保住对菲律宾的占领。这样的话便可将这笔宝藏从容运回日本。 纳粹黄金 天皇的黄金宝藏（3） 在“二战”期间，日本还公然违反国际法，用医院船来转移掠夺的财富。1942年10月，日本医院船“天应丸”从东南亚装载了2000吨黄金和大量水雷前往日本（该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并在横须贺军港卸下了这些黄金。该船在1945年8月17日被日本海军秘密炸沉，以毁灭罪证。另一艘医院船“阿波丸”于1945年2月17日从门司港出发，3月24日抵达新加坡，在那里装上了大量的橡胶、锡、铝和大米，以及撤回本土的军政人员。该船于3月28日起航返回日本，4月1日夜间在台湾海峡被美国海军“皇后鱼”号潜艇击沉。根据记录，船上除了战略物资和非伤员的人员外，还装有40吨黄金、12吨白金、15万克拉工业钻石、40箱珍宝、文物和艺术品（有人推测“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在其中），以及大量的美元、英镑和港元纸币。 1944年11月5日，“那智”号巡洋舰在马尼拉湾附近被美国海军舰载机击沉，但是日本一直有人说，该船是被日军潜艇击沉的，幸存的船员被潜艇上的机枪打死以灭口。不管这种说法是真是假，“那智”号上装有黄金是真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20世纪70年代从其残骸中捞出了大量黄金。1997年，一个日本电视摄制组拍下了这批黄金，其中包括1800块金砖，价值1.5亿美元（1997年价格）。 运回日本本土的“山百合会”宝藏储存在一些废弃的矿井中，还有一些藏在长野县的群山里。日本军方曾驱使数万名朝鲜劳工在那里挖掘了巨大的地下工事群，准备在美军登陆本土后将天皇、军部和原子弹专家转移到那里，进行最后的抵抗。这些劳工后来都被秘密杀害。但是，到1952年缔结对日和约时为止，日本从战争中抢来的主要财富仍然藏在菲律宾。 战后发现的第一处日本藏金位于菲律宾的圣罗马纳。当日军在菲律宾节节败退时，菲律宾游击队曾发现他们将大批沉重的箱子运到一个山洞中，然后用炸药将出口封死。一名战略情报局的少校当时和游击队在一起，记住了藏宝地点。该特工在战后重新打开了这个山洞，发现箱子中全是黄金。1945年到1948年之间，这批约重2300吨的黄金被运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头子威廉·多诺万及其部下朗斯代尔、驻日军事总督麦克阿瑟和以难民救济特使身份访问日本的前总统胡佛均参与其中，后来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也知道此事。多诺万和朗斯代尔负责处理这批黄金。他们没有将其归还给东南亚国家的受害者，而是分别存入了42个国家的176家银行，其中瑞士联合银行日内瓦分行以朗斯代尔名义开的一个账户上有2000吨黄金。战略情报局解散后，这笔巨大的财富被中央情报局接收，成为其账面外资金，用于各种秘密活动，其使用和支配不受任何监督。中情局还向有影响力的实权人物分发黄金信用证，凭信用证去瑞士银行直接提取黄金，使他们和中情局绑在一起。 纳粹黄金 天皇的黄金宝藏（4） 令人震惊的是，还有一部分“山百合”黄金成为亲日派美国人的私财，其中最大的账户是以麦克阿瑟的儿子阿瑟·麦克阿瑟的名义在苏黎士的瑞士信贷银行开设的。其他资料显示，胡佛在瑞士信贷银行的私人账户上有7.5吨黄金。回顾一下美国政要在战后和日本的勾结活动，就可以弄清楚这些黄金从何而来。 日本投降后，盟国除了惩治战犯外还对其进行了一些战后改造，例如废除财阀、解散大企业、进行币制改革、制订新宪法，以及让日本做出战争赔偿等等。但是这受到了美国驻日军事总督麦克阿瑟及其手下的阻挠。阻挠者还有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和前总统胡佛。 格鲁于1932年被任命为驻日大使，1943年通过日美外交人员交换回到美国，1945年曾任代理国务卿。他出身于波士顿的上层社会，妻子是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曾孙女，母亲则来自著名的卡博特家族。格鲁家族与亚洲有长久的渊源，在19世纪时曾以银行家的身份参与对华鸦片贸易。格鲁在战时就开始阻挠日本的民主化进程。他曾与日本驻瑞士大使进行秘密会谈，承诺美国不会起诉裕仁天皇，并让他保住皇位。该承诺完全违背了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和惩戒战犯的主张。 格鲁之所以这么做，与背后一些在政界和金融界最有实权的人物支持他有关。他在战争结束前辞去了代理国务卿职务，投身于华尔街，并成为日本在美利益的代理人之一，同时还兼任美国对日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由美国的右翼商界领导人和富有的保守派人士组成，他们把日本看作亚洲唯一的工业基地，期待早日恢复对日贸易。他们还坚决反对解散日本财阀，认为一旦日本金融界的精英和实力派人士重新掌权，其经济就会很快发展起来，这样美国也可以从中受益。这些人在华盛顿游说国会，力图阻挠日本的战后改革，并得到了《新闻周刊》的支持。《新闻周刊》创刊于1937年，创办人为艾夫里尔·哈里曼。他是铁路大王哈里曼的儿子，在“二战”期间曾任驻苏联大使，同样也被指责曾在战前支持希特勒。 胡佛在总统任内对外交并不关心，但在卸任之后却突然对外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以私人身份游历世界。1938年胡佛会见了希特勒，想使美国与德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苏联。“二战”后访问远东期间，胡佛与日本皇室建立了友谊。他希望日本与美国结盟，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反共前哨以及共和党在亚洲的基地。如果他能通过自己的影响让天皇免于战争审判，那么也可以使日本政府免于受审，从而使日本的战后复苏和重建工作尽快开始，以便让他的华尔街朋友从中受益。从胡佛和麦克阿瑟持有的黄金可以看出，为裕仁天皇洗脱罪名的努力确实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纳粹黄金 天皇的黄金宝藏（5） 证实“山百合”黄金已被发现的证据之一，是一张于1956年签发给马科斯的黄金信用证。这是在他成为参议员之前的事。该信用证由瑞士银行公司发行，证明马科斯在那里存入了7120吨黄金。另一份黄金信用证是1963年1月7日由瑞士联合银行签发给沙特阿拉伯军火巨商阿德南·哈肖吉的。他是马科斯的一个生意伙伴。不过，哈肖吉的名字在信用证上写错了。 日军从东南亚地区掠夺的黄金一共有多少，已经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不过，我们可以从马科斯及其代理人出售的黄金数量中看出一些端倪。他们随时都在伦敦、香港、悉尼等地的黄金市场上秘密出售大批黄金，有时一次卖出的金锭数量就高达10多吨，比已知的菲律宾的所有黄金储备还多。每隔一段时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伦敦黄金交易所就会出现一次被称为“马科斯黑鹰”的秘密买卖。根据已出售的数量估算，马科斯的黄金约有6.5万吨。这个巨大的数字不禁给人一种神话般的虚幻感觉，从而认为有可能是捏造的。但是根据计算，东南亚地区有史以来开采出的黄金总和与这个数字近似，而且马科斯黄金的绝大多数应该来自喜欢积攒黄金的华人，因此可能包括从其他地方通过贸易流入东南亚的黄金。“二战”结束后，许多在南洋活跃了几个世纪的华人巨商家族都已灭绝。这个数字还从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1986年2月21日给马科斯的一封信中得到证实。基辛格在信中要求马科斯，将63321吨黄金卖给2000家欧洲和美国的银行。马科斯拒绝这项提议不久后就被推翻了。根据未经证实的说法，他选择将这些黄金交给美国以免于犯罪指控。这些黄金被装上“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运往了美国。 纳粹黄金 天皇的黄金宝藏（6） 除了马科斯以官方名义主持的黄金发掘行动外，还有许多人在菲律宾的山区私自寻找日军埋藏的财富。20世纪70年代，在菲律宾发生过著名的“罗哈斯事件”。罗哈斯是一位菲律宾私人寻宝者，1970年在吕宋岛北部山中发现了一尊纯金佛像，重约1吨，头部可以拆下，身体内部还藏有大量稀世珠宝。从当时报纸和电视上公布的照片来看，该佛像具有典型的暹罗-高棉风格。其时已任菲律宾总统的马科斯闻知此事后，派军队从其家里将佛像抢走，此事导致菲律宾公众舆论哗然。马科斯迫于压力“归还”了一尊样子相似的实心铜佛像。根据行家估算，仅这尊金佛像本身的价值就超过2.6亿美元。1996年，罗哈斯家族在美国夏威夷州法院起诉马科斯（已于1989年病死）及其继承人，要求赔偿损失。法院于1998年作出判决，马科斯的妻子伊梅尔达必须将该佛像归还给罗哈斯。 尽管纳粹德国和日本掠夺的宝藏仍有很多下落不明，但无疑日后会发现更多被藏匿起来的财富。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至今仍被人关注。1998年，在明仁天皇访问英国前的一个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如下决议： “有鉴于德国政府已经正式向大屠杀中的受害者道歉，极大程度地在经济上赔偿受害者，并对受害者提供所需的帮助，而与之相反，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承认他们在“二战”中所犯的罪行，并拒绝向受害者作出应有的赔偿。现在，众议院全体认为（参议院意见与此一致），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国会的决议是：日本政府应该对战争负责，应正式地、公开地、明确地替“二战”中犯下滔天大罪的日本军队向所有受害者道歉。日本政府应当立即向战争中的受害者作出赔偿。这些受害者包括：1.遭受监禁和暴力虐待的美国士兵和平民，以及关岛平民。2.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3.中国、韩国、荷兰、英国等国被绑架或强迫充当随军性奴隶，即“慰安妇”的女性平民。” 纳粹黄金 纳粹黄金与美国（1） 纳粹黄金与美国 自苏联解体后，就不断传来一些被苏军掠夺的纳粹赃物被重新发现的报道。许多“二战”末期从德国缴获的美术品存放在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也为公民熟知。但是，几乎没人知道美军当时也从德国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而且其中包括不少纳粹从别国掠夺的赃物。陆军军官吉尔凯在战后曾负责将美军从德国缴获的美术品进行无菌处理，永久保存在五角大楼的保险库内。他一定是个相当忙碌的人，因为有大约11000幅美术品需要处理。那些绘画中最有价值的被存放在美国军事历史学会大楼内。 美国抢夺者的名单可以从前任总统一直排到普通大兵。赫伯特·胡佛在战后以救助战争难民名义进行的环球旅行，不过是他为了私人掠夺而立的幌子。他的下属为其设在斯坦福大学的总统图书馆抢夺了数以千计的物品，包括约瑟夫·戈培尔长达7000页的日记。美国的双日图书公司为出版这本日记向胡佛支付了40万美元的版税。该日记的原本至今仍然保存在胡佛总统图书馆。另外，胡佛还抢到了大量原属于希姆莱和纳粹党的文件。毫无疑问，他也可以趁机销毁一些能用来指控他的德国和日本的外交文件，比如，他在1940年参加竞选时和当时纳粹高层之间的私人通信。 期望美国大兵在面对庞大的战利品诱惑时不为所动是不切实际的。许多美国军人参加了对战利品的掠夺，某些时候甚至包括军官。在慕尼黑的纳粹党老巢“褐宫”发生的抢夺就很能说明问题。褐宫是3栋以地下通道连在一起的房子，第1296战斗工兵营被派来守卫该建筑群。他们发现地下通道内到处都是纳粹掠夺来的战利品，包括银器、名画、档案以及其他众多价值连城的东西。该营列兵波尔斯基和弗莱塞回忆说，他们进入这个地方后发现，一些士兵和军官正在把银器作为纪念品打包，于是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波尔斯基拿了一套印有希特勒姓名缩写字母AH和纳粹万字标记的银器。弗莱塞则拿走了一套共有80件器物的银餐具。他们两个回到自己的营部，向他们的长官麦克凯上尉展示了战利品。他们俩小心翼翼地把这些银器打包、装好。麦克凯上尉在包裹上写上了“已经通过麦克凯上尉审查”的字样。波尔斯基把这些银器寄到了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老家。弗莱塞也把他的赃物寄了回去。这次抢夺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6月10日，也就是褐宫被盟军宪兵用高压电网围起来时才告终止。 纳粹黄金 纳粹黄金与美国（2） 对纳粹高官财富的争夺也相当激烈。戈林数量庞大的艺术收藏就被藏匿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由于这些艺术品数量过于庞大，以至于没有办法将其统一集中到一个安全的隐蔽地。在苏联军队逼近柏林郊外戈林的豪华的游猎行宫“卡琳大厦”时，许多不能转移的艺术品被就地焚毁，剩下的用火车运到了戈林在费尔登施坦因的城堡。当盟军逼近那里时，戈林又霸占了4列火车，将这些财宝运往贝希特斯加登。那里是纳粹德国高官显贵们的第二个政治活动中心，位于德军在巴伐利亚和阿尔卑斯山区修建的“人民堡垒”的核心地带。戈林、希姆莱、鲍曼等人的宅邸如众星捧月一般，散布在希特勒的高山别墅“鹰巢”周围，镇上还有为纳粹党和党卫军的中级官员们修建的豪华旅馆和宿舍。在战争末期，大约有14000辆卡车到达这里，一部分装着纳粹准备用来在阿尔卑斯山地区进行最后挣扎的装备和补给，另一些则载着纳粹高官们的黄金、外币、艺术品和美酒。盟军逼近贝希特斯加登时，戈林又从其财宝中精选了5卡车珍品，送往附近的温特施泰因，剩下没有来得及转移的东西仍旧留在了火车车厢里。 美军第101空降师的官兵们开入贝希特斯加登镇后，立即为戈林的庞大艺术品收藏所震惊。他们在他的一座豪宅里发现了一处如同阿拉丁宝库般的地窖，里面堆满了琳琅满目的珍宝和油画，其中包括伦勃朗、雷诺阿等人的名作，还有大量的珍稀邮票、小雕像、钟表、勋章和古金币、镶珍珠和珐琅的手枪、钻石袖扣和别针、金银烛台和盘子、古董盔甲和兵器。这些士兵们没有任何犹豫便开始各取所需，许多体积较小的珍宝迅速消失在他们的口袋中。一位士兵拿到了戈林在卡琳大厦的客人签名本，上面有着众多尊贵客人的签名，其中当然包括那位赫伯特·胡佛。戈林的一把元帅节杖被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帕奇拿走，至今仍陈列在其母校西点军校的博物馆中。另一把节杖和一些纪念品被埃克尔格中尉拿走后寄到了芝加哥他母亲家，他母亲将其中的一枚金质大奖章出售给了一位珠宝商。后者在报纸上登出了出售戈林奖章的广告。美国海关人员看到广告后，没收了那枚奖章以及其他所有寄回美国的东西。另一些戈林的私人物品，主要是容易藏在军服里带出去的东西，如手表、手枪、匕首和短剑等，也被士兵们抢走。怀特中校是在贝希特斯加登收获最丰的家伙。他将一大箱约400件希特勒专用的银器和水晶餐具寄给了妻子。 纳粹黄金 纳粹黄金与美国（3） 另一个贪婪的美军掠夺者是布朗中校。他的军队驻扎在图林根地区的魏玛和布痕瓦尔德一带。布朗疯狂搜刮财富的行为被当地居民告发，因而他在1945年6月27日接受了军事法庭的讯问。根据美军颁布的法令，军人在敌国得到的一切财产都属于美国政府。布朗回答如下：“嗯，我不知道这些。当时的情况大致给我这样的印象：人们可以从战斗刚刚结束的战场拿走任何东西。你们和我一样清楚，在那里发生了许多类似的事情，来自各个部队的人都不受管束地抢夺东西。我们在那里都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所有被我们发现的东西，只要没有当地人出来认领，那么这些东西就应该属于发现者。我问你们，如果那些东西的确没有主人呢？如果你们看见那些掉落一地、无人问津的东西，你们又何尝不会认为是属于你自己的战利品呢？” 布朗的回答是不诚实的。许多物品都是他从德国受害人那里抢来的，例如他曾下令关闭当地邮局，然后掠夺那里的钞票和邮票。布朗后来被宣布无罪，返回美国后不久，便以共和党人身份参加了弗吉尼亚州的州长竞选。 最广为人知的美军盗窃案就是黑森家族王冠珍宝失窃案。这次盗窃的策划者是一名女军官——凯瑟琳·纳什上尉。德国投降后，纳什上尉、沃特森少校和纳什的情人杜兰上校在德国中部的达姆施塔特探查黑森大公家族的城堡时，发现城堡地窖的混凝土似乎是新近铺上的。他们从工兵那里借来风镐，将混凝土切开，发现一个镀锌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钻石、宝石、镶钻冠冕、链章、手镯、项链和金银圣像，还有一顶王冠。他们三人将这些珍宝据为己有，并从其中一些首饰上撬下一些宝石卖到了瑞士。1945年年底他们回到了美国，除了宝石和黄金外还带回了大量银器、书籍和数以百计的其他物品。1946年1月，这些珍宝被黑森王族报失。美国陆军犯罪调查部门很快确定了嫌疑犯范围，并拘捕了他们三人。沃特森被判3年监禁，但在4个月后被释放。他的家族在西海岸拥有一家大型食品联合企业，他被提前释放显然与此有关。杜兰被判15年徒刑，但在6年后被释放。纳什则服满了5年刑期。大约有一半的珠宝被邮寄到纳什的妹妹那里，后来一直没有被追回。 纳粹黄金 纳粹黄金与美国（4） 被美军抢夺的另一份德国财产于1990年露面，其中包括许多中世纪文物。黄金和白银制作的耶稣受难像，一座雕刻精美、镶有宝石和珐琅的银制圣骨箱，众多水晶和象牙制成的宗教艺术品，大量中世纪手稿，其中最珍贵的也许是一本9世纪的金制福音书，书中配有精美的插图，书皮包银，镶嵌黄金和珠宝。这些珍宝与其他文物在战争后期从柏林的各博物馆运出，藏在马格德堡以南奎德林堡镇的废弃矿井隧道中，被美军中尉米德尔发现。他与其他三人负责保卫这批珍宝时，趁人不备将其中最精美的宝物一件件地偷走并邮寄回家。奎德林堡矿井中其余的珍宝后来归还给了德国的博物馆。但德方很快发现其中一些珍品已经失窃，于是美国军方展开了调查活动。但因奎德林堡被划分到苏占区，该调查很快就结束了。米德尔死于1980年，此后其战利品迅速流入文物黑市。1990年，美国海关发现了金福音书和一份写于1513年的手稿，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后，又在米德尔的家乡得克萨斯州怀特赖特找到了其余的宝物。但仍有一些当年被米德尔取走的文物不知下落。 2001年，美国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向不来梅博物馆馆长移交了4年前被美国海关没收的12件美术品。这些美术品是不来梅博物馆战前1500幅艺术品的一部分，于1943年转移到柏林附近一座城堡中，然后被苏军没收。1993年，这些美术品在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次露面，随后被窃。4年后，一名日本商人古贺正承试图向德国驻日使馆出售8幅不来梅博物馆的藏画，要价1200万美元。1997年9月，古贺与博物馆的谈判移至纽约，一名美国海关官员秘密加入了博物馆方代表团参加谈判。古贺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但是没等到审判就死了。 如果要列出战后发现的纳粹藏宝的清单，恐怕其篇幅会写满几本书。但是无可置疑，今后还会有更多的纳粹财宝被世人发现。 纳粹黄金 结语 结语 对纳粹受害者的赔偿问题直到现在仍然被人们所关注，并引起许多激烈争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期间指定的调查委员会主席埃森斯塔特参议员，对此作出了总结性结论： 1.德国国家银行把来自其他国家的被掠夺黄金归入了自己的黄金储备。这正是纳粹侵略的最主要经济来源。 2.大多数被掠夺的黄金通过瑞士银行的中转流入了其他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纳粹黄金被兑换成瑞士法郎，纳粹用这笔钱向中立国家购买战争原料。 3.与中立国的贸易使纳粹得以拖延战争的进程。 4.来自集中营的受害者手中的黄金跟货币黄金混在一起，并被用于纳粹与中立国的交易。 5.被掠夺黄金的归还工作由于中立国的不合作和盟国的碌碌无为而被耽搁。 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在战后存在着一个专门阻挠盟国寻找纳粹掠夺财物的组织。然而确实有很多确凿证据表明，在盟国中有诸如艾伦-杜勒斯这类的重要人物，曾帮助纳粹官员转移、隐匿其掠夺来的财产。在寻找日军掠夺财产的类似案件中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盟国寻找并返还被日掳掠财物的行动被某个显要人物破坏了。 关于纳粹财富还有许多疑点，也许人们永远不可能完整地了解其来龙去脉。如果美国、英国以及包括罗马教廷在内的所有国家和组织不将当年的所有文件彻底解密，那么那批失踪纳粹财富的命运将会继续埋藏在秘密和阴谋中。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